毕业生真在“灵活就业”？高校数据被重点核查

▲（农健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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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冯喜良2021年的调研，大概有14%的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其中70%左右是主动的，还有30%左右是因找不到合适工作，或在过渡期而“被动”灵活就业。

据2023年5月发布的《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3届毕业生中，“慢就业”比例从2022年的15.9%上升至18.9%，接近总体的五分之一。

发现灵活就业生活与预期并不相符后，吴宣最终成为家乡的一名初中语文老师。虽然坐班制限制了自由，但她“终于感觉进入了社会链条，不再那么焦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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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雅祺

责任编辑｜吴筱羽

一个毕业生如何证明自己“灵活就业”？

北京某211高校的2023届毕业生杨宇，曾被要求提供的唯一证明，是一张手写的保证书，内容是：本人保证毕业后工资收入高于2420元/月。2420元是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

直到杨宇毕业一个月后，学校通知，这张保证书的证明效力还不够。

“收入的银行流水或转账记录，关于工作情况的聊天记录，或关于工作场景的照片。”2023年8月5日中午，辅导员发来新的需求。

这并非学校后知后觉。一天前，教育部发布通知，派出多个工作组到各省进行就业专项核查，检查就业数据自查清单、核对自查报告、抽查相关就业佐证材料，并开通了监督举报电话和邮箱，对存在虚假签约、证明的违规行为，将追究相关高校和人员责任。

灵活就业是此次督查的重点。计划成为美食博主的杨宇是其中一员，在此前的毕业去向统计中，他填写了30万-50万元的年薪。杨宇说自己确实“想着能赚到这个数，当网红很赚钱的”。

他不仅仅想做“吃播”，还希望通过长视频呈现出一个热爱生活的博主人设。但长视频的数据并不理想，目前，他在某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四条视频，最高点赞为49。

2024年校招季已经开启，延宕进入就业市场多时后，也有人决定走出迷茫，重新进入社会链条。

“灵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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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食博主杨宇的真实生活是这样的：

周一到周五，他和女友在郑州附近的县城合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公寓，公寓位于县城条件最好的小区，但两人的生活却靠网贷维持。

周六一大早，他先乘公交，倒一趟地铁，再坐火车，回老家的村里教小孩游泳。这份工作是家里开游泳池的朋友介绍的，杨宇喜欢这份工作，“活少钱多”。

确定合租的第一周，杨宇和女友从超市采购了一大袋的油盐酱醋和锅碗瓢盆，从超市搬到电动车上，再一起拉回家搬上楼。“当时想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一定要做很多喜欢吃的菜”。

但现在他的观念变了，“我会按照挣快钱的标准去衡量自己的时间。如果一个小时能挣200块，那花一小时做饭就是浪费，还不如花20块去外面吃”。他开始光顾小区里的披萨店，和读书时相比，他变胖了。

在交给辅导员的材料中，杨宇写道，“作为完美主义者，我一直在不停地试拍，调整，让自己表现得更加自信。”他已经三个月没更新过视频，手机里存满了试拍的素材。

他自己意识到矛盾的存在，“我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去拍新一期视频，但事实一般是我会关掉闹钟接着睡”。

自证灵活就业的方式中，杨宇提供的“收入保证书”只是极为小众的一种。

武汉某211院校广告学专业毕业的孟兰，提供了在闲鱼上卖闲置物品的交易流水；某师范类院校中文专业的吴宣则提供收入截图和工作聊天记录，以证明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她在毕业前相继经历了考研失败和秋招无果，才决定回到家乡成为自由职业者。

无论美食博主还是网店店主，都非他们的首选，考研和考编才是。但杨宇没有具体的复习计划。他每天的学习时间一小时至五小时不等，“有时一天也没干什么，但学习时间就这样没了”。

孟兰经常自我怀疑，甚至出现神经衰弱和抑郁倾向，“毕业后每天萎靡不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好很多事情”。如今她决定为接下来的国考背水一战，报名了国考线下班，“每天从早上八点学到晚上十点”。

既然要考公、考研，为何要自称为灵活就业？孟兰称，毕业前，辅导员和班主任老师知道她要继续考公，以学院就业工作为由约谈孟兰，建议填写“自主创业”，工作内容是在闲鱼上开店。“我身边一些‘二战’的同学也被老师约谈，让他们填灵活就业”。据孟兰估算，班里类似情况的有近十人。

杨宇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2023年5月时，在学校的就业统计问卷上，杨宇如实填写“就业方向不明”。不久，辅导员联系上他，表示“学院领导要进行帮扶”。

同专业获得帮扶的还有另外两位同学，他们都得到了北京一家单位的面试机会。到了面试现场，杨宇却犹豫了。“不想去，工资低，讨厌值夜班。根本原因是不想打工”。

于是，三名学生决定告诉学院，他们要做自媒体。不过，和认为能赚到三五十万的杨宇不同，在年薪这一项，另外两人态度保守，他们填了“5万-10万”。

2018年11月，浙江杭州，一名“吃播”。（视觉中国 / 图）

逐年上升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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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网店店主、自由撰稿人，都属于灵活就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相关文件，灵活就业是指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

这一提法在2002年就出现了。当年，教育部在就业工作中提出“积极开辟临时就业、灵活就业等多种渠道”。两年后，又将之纳入毕业生就业统计范畴。

2021年起，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改为“毕业去向落实率”，当中包括灵活就业率，与协议和合同就业率、创业率及升学率并存。

一个需要厘清的概念是，教育部对就业率的统计与国家统计局不同，媒体上更常被讨论的是后者。“在统计局的失业率统计中，只统计想就业人员的失业率，换言之，没有就业意愿的人员不在分母中。但高校就业率统计的分母是毕业生总人数，没有就业意愿的区分。”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冯喜良指出。

而就业统计数据中，“灵活就业”的毕业生越来越多。根据智联招聘数据，2022届高校毕业生中，灵活就业的比例相比2021年上升了10.9%。

“灵活就业的确是一个发展趋势。”冯喜良表示，“曾经的灵活就业大多是技能性的工作，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近几年出现了新就业形态，依托于信息网络的灵活就业岗位变多了。”

另一个趋势是标准就业的灵活化，“工作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比如劳务派遣人员、合同制职工，这些编制外的流动工作模糊了曾经的岗位界限”。

冯喜良认为，高校的统计口径也应该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调整，三年前，他就曾建议有关部门，把灵活就业的统计口径适当放宽，比如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岗位的和自主创业的同学。例如杨宇和孟兰们。

灵活就业正成为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中的“蓄水池”。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以河北省高校为例，据各高校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承德医学院、保定学院、河北民族师范学院2022届本科生的灵活就业率超过50%。其中，河北民族师范学院2022年毕业生总人数为3294人，灵活就业总人数为1941人，占58.93%。

冯喜良对接近60%的灵活就业率持审慎的态度。根据冯喜良2021年的调研，大概有14%的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其中70%左右是主动的，还有30%左右是因找不到合适工作，或在过渡期而“被动”灵活就业。

那次调研，在30所高校做了8604份有效问卷后，冯喜良发现不同学校、专业的灵活就业率各不相同，“艺术类和外语类专业的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的比例更高，专科学校比本科学校的灵活就业率更高”。

据《半月谈》报道，一些高校对就业率顶风作假，辅导员在微信群里告诉学生，“找不到工作就在填表时写灵活就业”“碰到调查就说在做自媒体”。北京某理工类211院校的辅导员也曾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在就业率上会打一些“擦边球”，比如把兼职登记为灵活就业，这种类别无需签署三方协议，可计入就业率中。

在2023年教育部毕业生就业率例行核查工作中，灵活就业成为核查的重点。

2023年7月20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一场户外夜市招聘会。（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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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

灵活就业如何查？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各省就业数据核查的主要方式为省内核查、校内自查、学院互查，以及监督举报四种。

以省内核查为例，2023年7月初，湖南省教育厅发布通知要求，灵活就业率超过20%的学校需提交专项核查情况报告，报告包含产生原因、核查情况、整改结果等信息。

而部分湖南省高校把该比例“卡”得更严。湖南工学院就提出，灵活就业率超过15%的二级学院“需严查灵活就业类别，并提交灵活就业核查书面报告”。

冯喜良分析，湖南省教育厅的灵活就业率红线或是参考此前大学生灵活就业情况设置的。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数据统计，2020届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占比16.9%，2021届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占比16.25%。

“但20%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红线，有关部门可以更灵活地管控。”冯喜良说。

到学校的层面，还有“自查”“互查”。

2023年6月12日，济宁医学院发布公告称，二级学院互查时，灵活就业电话访谈核查要“实现100%覆盖”。公告还称，山东省人社厅将在毕业生离校前5天组织高校之间现场交叉互查，由就业分管领导带队，携带笔记本电脑及全部就业证明材料，学校之间循环互查，形成督查意见和问题清单，而“核查未发现问题，但后期被上级组织核查发现问题的，相关检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监督电话是核查就业率中的另一种方式。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公布的监督举报电话先后联系了7所高校，获得的回应均是“目前没有接到学生举报”。但核查方式没有太大差异。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就业办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学生没有“正式的工作”，但“他的系部和专业上报他有工作或灵活就业”，那么就业办“就会逐级向下，问责系部、专业、班级和辅导员老师等负责人”。

学生举报的核查过程存在一定难度。内蒙古农业大学就业办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学生选择实名举报更利于学校逐一排查核实。内蒙古师范大学就业办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教育厅曾反馈，称有该校学生匿名举报，但因为学校无法获得学生信息，只能大范围排查老师有没有说过这些话，做过这些事情。

“回到社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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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是真的在就业，也没有全力备考，几位接受采访的灵活就业毕业生身上，显露出复杂的群体特征。

他们都有家庭提供的一定的经济保障。家人希望孟兰明年继续考公，“我们都没有考虑直接工作的选项。现在我在家备考，没有收入来源，但有家里充足的支持”。

吴宣的父亲喜欢女儿在家给他做饭，“他觉得我当全职女儿也不错”。

冯喜良调研发现，家庭经济基础、数字化发展和专业匹配度都会影响学生选择灵活就业的倾向性。“如果父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能给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毕业生更能得到理解和支持。另外，数字化背景是最大的技术因素，掌握数字技术给大学生灵活就业提供了基础。”

相比灵活就业，杨宇和孟兰的状态其实更接近“慢就业”，即毕业后既不打算马上就业也不打算继续深造。

据智联招聘2023年5月发布的《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3届毕业生中，“慢就业”比例从2022年的15.9%上升至18.9%，接近总体的五分之一。

“我们和老一辈不一样，毕业之后没有需要担心的生存问题，我可以去读研，去赚钱，去创业做美食博主，实在不行去考公务员，都来得及。我有很多选项，所以不会焦虑。”杨宇说。

苦恼的是，他还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虽然很多选择摆在我的面前，但哪种未来都需要去努力争取，而我现在是一无所有的状态。”走在路上，他常常被空虚感席卷，还没适应自己“不再是社会链条里的大学生”。“我之前还觉得上学太久了不好。毕业之后发现自己不想长大，想多上学”。

杨宇最近的一条美食探店素材拍摄于8月4日，他下决心，“三天之内一定会发新视频的”。

“之前我父母说，如果考公没考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我现在还是没有去做我本来想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家庭的束缚，还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束缚。”孟兰在大学时一直做约拍摄影师，她一度希望这份热爱变为长久的职业，而如今却在全力准备考公。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岳昌君曾撰文称，近年来高校毕业生“考研热”“考编热”“慢就业”等现象可以反映出，毕业生对未来就业还没有做好能力上的充足准备。

冯喜良则觉得，这一代大学生的心态与三年疫情的影响不无关系。“大学在疫情中度过，上课和实习可能都是线上的，他们更倾向利用虚拟网络来认知社会，解决问题，对于现实社会的接触不多。”

真正实现了灵活就业的吴宣，则在两个月的自由撰稿人体验后还是决定去上班。

自由撰稿的收入既不稳定也不可观，吴宣也察觉到自己精神状态的变化，两个月的自由生活里，她的工作意愿越来越低，“缺乏与人的深度链接，逐渐封闭起来”。

发现灵活就业生活与预期并不相符后，吴宣最终选择成为家乡的一名初中语文老师。虽然坐班制限制了自由，但她“终于感觉进入了社会链条，不再那么焦虑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宇、孟兰、吴宣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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