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半坡天桥下的日结女性：打工30年，直到再也干不动

编者按：西安半坡附近的天桥下，晚上是周边居民热闹的广场舞聚居地，白天就摇身一变成了十里八乡不少人的务工场，无数打零工的人在这里等待一个被“选中”的机会。在这里，几乎没有性别之分，有的只是像男人一样的女人，以及更男人的男人，我靠近她们，试图了解更多关于零工女性的事。

01

从天桥下走过，许是这里太久未出现年轻女性面孔的缘故，我被有些赤裸又追随的目光盯得有点不太舒服，还疑惑时，四面八方打零工的男人迅速涌来，不意外的，我被卷进人潮中心。

七嘴八舌的声浪连同某些复杂的气息一起淹没了我，人们着急的询问我有没有合适的工作能够给到他们，来不及回答，被整个阵势吓到，我有点慌，着急说“我没有活，我也是来找活的。”

人潮立时散开，当然打量的目光并没有挪走，有人斜着唾了口唾沫，并嘟囔：“穿成这样说来找活，鬼信呢？”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装扮，T恤牛仔裤运动鞋，并没有什么不妥。

有拎着自做清洁桶的阿姨看见了我的紧张和局促，上前善意的拉住我的胳膊，“走走走，不在这nou（站），wei（那）帮二流子包（别）理式。你这是第一次来吧。”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急忙跟着阿姨到了天桥下的女工聚集处。

像是被无影的结界划分出来一样，这里也遵循着某些无声的规则，比如，男性统一聚拢，占据了天桥下最显眼的中心位置，并根据各自的活计分门别类形成了小团体。刮大白的，做水电的，搞瓦工木工的等各自为营。

大家有的围坐一起唠嗑闲聊，有的就是紧紧守住自己的工位，然而即使看起来每个人都心不在焉，但如若仔细观察，还是会发现所有人，其实都是在不经意的抬眼或转圈中眼盯六路，耳听八方，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比如路经于此或有“寻人干活”意愿的雇主，乌泱泱的人就急忙扑上前去，生怕挤不到中间，少了被雇佣的可能。

弱肉强食在略显有点残酷的零工市场里，不得不说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但还是继续回到女工的团体里吧，一个明显的察觉是，和被隐没的地位一样，女性在整个零工队伍里，也都是被边缘化的存在。

除了围绕站立聚集的位置，包括抢活计的状态，比起那些位于天桥下整个视觉中心的位置处，她们更容易在柱子旁，马路沿，道沿处，花坛边。而这些聚集起来的50-70岁的女性，区别于干“技术活”骑电摩的男人们，敏感又热情，粗狂但却也拥有细腻，他们和男性一样，在零工市场里几乎靠肉搏谋得一个活计。

其次，也不排除她们衡量对比了一些体型和其它能力后，发现停留在类似马路边的这些地方更好抢活的可能。这或许是女性生存的智慧。尽管大马路沿很危险，但是对于来此寻找合适人选的雇主们说，却一定是必经之地。“注意的快，路边就拦住了，不用撵到跟前。”

当然，男女之间干的活还是有所区分，跟秦莲告诉我的一样，零工市场的活计大抵只有两个代名词：搞技术活的和整理打扫卫生的。

而大多女性也自然而然就被算在了保洁整理的行列。和扛着工具滚筒电钻等，并骑着电摩等交通工具明显男性特征不同的是，女性们来此大多不自备交通工具，秦莲解释，主要是因为一来坐公交比较方便，二来需要干活的时候，老板们都自己开车或者直接给看中的女工们叫出租打滴滴，如果女工自己骑车反倒不方便。

秦莲的工具箱是一个经过改造后的油漆桶，当然，还被她巧妙地安上了两个滚轮，秦莲热情的把桶里常备的工作用具一一展示给我看，玻璃器，大小挂板，鸡毛掸子，被拆卸开的扫帚，拖把，清洁剂……不大的桶里被塞得鼓鼓囊囊，秦莲说“你别小看这任何一个，都有大用处，我打零工快30年了，这都是我挑的最得劲的工具。”

不过被塑料袋装着的一双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进人家家里干活都要换鞋，有的带鞋套，而且你不知道去的家里干净还是脏，咱这准备一双，应个急。”不仅是秦莲，其它的女工们也都在怎么让自己能够更加“体面”的工作中，藏了一点自己的巧思。

赵珍香用红色食品袋装了一件洁白的短袖，也是为了便于在干完活后有干净的衣服可以重新换，至于张慧美，她的工具桶是最干净的，有被每天清洗和刷子磨过的痕迹……

一个有趣地细节是，李美的耳边挂着星星的耳坠，这在干活的女工群体里显然少见，李美有点害羞我注意到她的耳钉，但她还是骄傲的告诉我，这是女儿送她的生日礼物，而每次干活前，她也都会小心翼翼的把耳坠卸下来，仔细包在卫生纸，放到小包的夹层里。而很多时候，和她们待久了，你也都会有一种原来再粗粝的土壤里也能生长出真实的“美”的感受。

02

不可否认，零工日结市场尽管没有保障，也不签订合同，用赵珍香的话来说就是“朝不保夕”，但她们依然热爱这样的工作。在赵珍香看来，人有个事情干，还能挣钱补贴家里，这简直不要太好。

赵珍香的老家在蓝田许庙，和她搭伙的秦莲也是蓝田人，当然，整个市场里，商洛，河南，四川的人都有，秦莲说这叫五湖四海一家人。随口问上一句，大家也都是少则10年，多则30年的相关“从业”经验。

秦莲坦言，自己在没有修建头顶的高架桥时就已经在四处做日结工了，秦莲提到，早先时候年轻，体力活也干，搬东西当小工。“咱不比男人差一点，包括头上这桥，我都给绑过钢筋。”秦莲的足迹从城北到城东，从城西到城南“包括咸阳的陈阳寨，在哪也干了6年多。洪庆待了4年，最近7.8年都在半坡这儿。”至于城南，秦莲有去过大雁塔附近高级小区做保洁的经验，“那屋子，豪华的很，跟皇宫一样，金灿灿的。”皇宫是秦莲能想到最奢侈的比喻和修饰词汇。

秦莲和老公租住在马家湾一带，房租一个月400块，不足20平的城中村小屋里，堆积了两人全部的家当，秦莲的老公刮大白，秦莲自己做保洁，每天早上天还未完全亮时，秦莲就会坐上老公的电摩一起到达天桥下等着做工。收入好时，一天200，收入不好时，“那就是0蛋呗。”

靠着多年四处打工和省吃俭用的习惯，秦莲和老公总算在老家为两个儿子盖起了小楼，但大儿子刚娶媳妇没两年，小儿子眼瞅着又到了适婚的年龄，秦莲坦言“哪里敢停么，挣不来钱给娃连个媳妇都娶不上。”

但随着年龄的日渐上涨，秦莲也越发感觉到了体力和脑力流失带来的不便。“年龄大，人家就不要，咱把自己拾掇的整齐点，但是一看身份证就露馅了，有些活是发到群里的，你稍微没注意，人家回复的快，活就成别人的了。”

不止是年轻人觉得工作不好找，在更现实的零工市场里，也是什么都得抢。

“看着都在bao手机，人家bao的快，那人家就拿到活了，你这桥下没揽到，群里也没抢上，可不就只能喝风粑屁了。”

赵珍香今年56岁，早先还南下去过工厂，但后来还是回了西安，去厂里打工有年龄限制，有的超过40岁就不要了。但与此同时，赵珍香身上的负担仍然很重，儿子虽然已经成年，在外地工作，但“他没个长性，脾气还大，一会在广东，一会在苏州，成天换地方换工作，挣的钱连自己都拢不住。”

而两个孙子，也都到了上学的年纪，但还是被一股脑全留在了蓝田家里由赵珍香和老公照顾，赵珍香说自己只能打零工，毕竟零工的活自由，还能把孙子经管上。“我俩不出去挣钱，手上就没有钱花。没指望过问儿子要，他不问我俩要都了不起了。”

至于张慧美，情况则跟秦莲类似，儿子在饭店打工，一个月只有三四千的工资，“35了，媳妇都没定到，把人一天能愁死，问个女娃，就是要车要房呢，咱这一辈子农村人，到哪去弄这么多钱啊。”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好歹给儿子攒出个彩礼钱，张慧美也风雨无阻的加入了打零工的行列。

整个队伍里，李美倒是年轻些，40出头，穿一身运动套装，干净利落，提起为什么选择这工作，“也是为了孩子，屋里负担实在重，老人88岁了，成天生病，大儿子有本事，考上了大学，今年刚毕业，但助学贷款还没还完，小女子马上也要考大学，成绩好，咱不可能不让娃们念学，受咱一样的苦。”

03

灵活就业在当前社会，越发成为热词的同时，一个事实是，早在30年前，很多女性就已经在灵活就业了。虽然彼时还没有这么专业的名词形容，但打零工，做日结，就是灵活就业的全部形式。

日结灵活接单，自然希望有人能够灵活配合。而每个人的家庭需求也摆在那里，总得有个人足够灵活，随叫随到，能够为家里的所有大小人托底，每每这时，那个家里的女性，承担妻子和母亲角色的人，也就自然做出了相应的牺牲。

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中显示，老年男性生活来源更多地依靠劳动收入（占比为28.78%）和离退休金/养老金（占比为36.71%），女性这两方面逊色得多，分别为15.62%和32.77%。需要倚仗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这个比例是男性23.29%，女性41.39%。

在谷雨一篇名为“老年女工们的晚年，幸福是偶然的”一文中提到，一个贫穷而衰老的女人，生活得幸福是偶然的，“过得不好”是必然的。而在乡村，你会遇到更多或被动或主动将自己压榨到极限的老年妇女。因为在各种序列中，她们总是被排到最后。

秦莲提到，做零工的生活，除了能够补贴家用，获得一定的自由和尊重，找到新的友谊，能够有吐槽的姐妹，不用每天只被家里鸡毛蒜皮的小事缠住，对她来说，也是一些其它生活里更重要的事情。“做完一天就有一天的钱吃饭，这公平很。”“这地方谁来都能说话，谁来都能聊上一嘴。”“咱不用问男人要钱，不用看他的那个脸。”

不被欠薪的日结工作，给了秦莲和赵珍香等人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某种程度上，打零工，不但可以选老板，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工种。今天做不做工，做多久，只做半天还是上下都做，完全取决于自己，“不用看老板的脸色过活。”尽管看起来打零工的生活很是辛苦，但这是她们在权衡再三后最不坏的选择。

当然，有时候这样在口中的“选择”也有点像是自欺欺人，但看到她们拼命想要获取一份工作的状态，你就知道，很多时候，普通人是不可能有选择的。

毕竟，真正的，自由的选择是留给有选择机会的人的。而农村出身，60岁-70岁，家境穷苦的女性，不在这个行列里。因为事实就是，60岁左右的女性除过需要打零工，还要帮着带孙辈，甚至于年龄越往大，就越会积极努力。“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不行，一旦自己停下，就感觉到处都得看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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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即使到了这个年纪，还要打零工？

为老人养老，为孩子教育，为孩子结婚，为孩子带孩子……这好似涵盖普通人四大阶段的巨大任务，都让这群农村出来的女性根本没有喘息的余地。

而在张慧美看来，出钱出力都是小事，如果遇到孝顺的小孩，这都不算什么“怕就怕人家拿了你的钱，你给出了力，还不领你的情，嫌你没本事丢人。”即使完成了看似艰难的人生任务，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本就是坚韧好强的代表，零工市场的女性们还会想着能赚一点是一点，贴补一下后辈，就算不需要贴补了“那也得攒个养老钱，省的到时候伸手问娃们家要，难看。”

有研究表明。其实，传统的男耕女织早已不复存在。近几十年来，农村的男性先流向城市，留守的妇女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动力，因此逐渐呈现出了“男工女耕”的现象，但近些年。由于务农收入实在太低，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开始进入零工经济，于是“男工女耕”又变成“男工女零”。

赵珍香形容自己，像片叶子，飘来飘去，人在哪里，劳力就用在了哪里。

因为打不打零工，打多久……这些决定往往不是由她自己做出，而是取决于家里的发展阶段——没生娃之前，她还是个姑娘，那时候也在城市打工——结婚生孩子后，在娃最需要照料的阶段，回到农村，以家为主——孩子上学能自主独立了，她继续进城打工——公公婆婆年龄大生病让人照顾，她再回乡——老人去世，孩子长大毕业需要成家买房，她再进城——孩子又有了孩子，她跟着照顾看娃——孙辈上学了，她再度继续打工……

这看似周而复始的牢笼几乎困住了身为乡村女人的一生。

但尽管如此，秦莲还是在等一个美好未来，她说等小儿子结婚，自己就歇一个月，一个月什么都不干，“我都不敢想，那得有多好啊。”但我们都知道的，她不可能歇，至于赵珍香，她已经在反思了，不过这个反思依然只是像个困惑而已，“害，你说，女人这一辈子，是不是都得这么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