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母亲的母职调查：“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

2023年8月，哈尔滨机场，一位背着行李的母亲牵着孩子从象征着母爱的海报前走过。（视觉中国 图）

成为母亲六年后，泓舟仍然对这个角色存有困惑。

她过往的履历光鲜，曾在国字头媒体和外资银行供职。如今别人问起她是不是全职妈妈，她回答“在家工作”“灵活就业”，但内心感到不快，“大家还是会倾向于把全职妈妈等同于一个能力没有那么强的人，她好像只待在家里，没有创造价值”。

她说，“女人即母亲”好像一句潜在的召唤，对于她这个19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生育仿佛顺理成章。但从来没有人详细和她说起，一位女性成为母亲之后，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过去两年，她访谈了二十多位母亲，想探究母职对女性事业和生活的影响。访谈对象大多生活在城市，属于中产白领，不必为贫困发愁。她原本以为，这个群体会比较清醒，想透了生育的本质和它可能带来的一切，结果却并非如此：“你会发现即便你有着不错的收入，即便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但你在做妈妈这件事情上，可能没有比公司里打扫卫生的阿姨遇到的困难更少。”

“在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的重要时刻，会做很多准备，比如中考、高考、重要工作的面试，提前了解非常多的信息，准备很多资料，不停地打听。但是对于生育这件事，在生育之前的认知并没有比男性多多少，虽然我们是怀孕的那个人。”泓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女性通常很难从长辈那里得知关于生育的一切。“长辈会轻描淡写地带过，传统女性倾向于牺牲、忘我，有什么苦忍一忍算了，千百年来大家都是这样的，会把生育当中遇到的困难、问题都视为理所当然和习以为常，也会把母性看作是女性身体里的一部分。”

成为母亲，两难几乎是一种常态。“为了照顾孩子而不得不调整甚或放弃自己的职业理想，在妻子、母亲的身份之外，需要费尽心力才能保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会为了成为一个好妈妈而反复陷入迷思——我这么做，是不是太自私了？别人会怎么看待我？”

泓舟说，一位女性就像管理着一间公司一样管理着家庭。访谈期间，正值疫情，她记得，一位妈妈当时“阳”了，被安置在方舱，仍然担心团购的水饺放在家门口没人收，可能会化掉。隔离期间，还要远程辅导孩子做功课。

妻子的英文是wife，泓舟解读，如今这四个字母代表了对母职的新期待——working，妈妈是一个工作的女性；independent，她很大一部分还很独立；feed，喂养，负责一切和食物有关的事情；educate，希望她提供教育，可以给孩子辅导功课，提供情绪上的帮助。“对于女性的要求是非常全方位的。”她说。

据《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2010至2020年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了男性。但在家庭领域，家庭照料主要责任承担者仍然是女性。《数据情况》显示，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比重分别为 76.1%、67.5%和63.6%。

“我们习惯于歌颂母亲的伟大，认定女性天然能够胜任母亲这一身份，是孩子们的主要照顾者、陪伴者，但是极少有人会在一个女性成为母亲之前，愿意坐下来，面对面，耐心地告诉她，今后要为之付出怎样的代价，生活重心将如何难以逆转地改变。”在新书《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中，泓舟写道。

“为什么他还是他，我就不一样了呢？”

访谈中，泓舟发现，很多女性似乎没有预料到生育会如何改变自己的身份、自我认知和生活，她们成为母亲之后才体会到，原来生育孩子“这么累”。

一位访谈对象因为分娩时太过用力，导致腰腹下方和尾椎部位在产后剧烈疼痛，以至于生产后的半个月，几乎不能在椅子上坐超过2分钟；一位新手妈妈碰到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喂母乳，每天白天需要吸上三四次，有时奶量不够，还会感到焦虑。

人们以为一个女人天生具备了所有“当母亲的神圣技能”，比如听到婴儿的啼哭声，乳汁就开始充沛地分泌，以喂饱幼小的孩子。而事实上，哺乳是一件辛苦的差事，在新生儿顺利衔乳，母亲第一次成功地喂奶之前，身体会经历意想不到的变化，包含疼痛、肿胀、皲裂等等，却很少有女性提前知道这一点。泓舟发现，母亲的身份并非在孩子诞生那刻就自动获得，有访谈对象告诉泓舟，直到第二个孩子降生，她方才真正进入角色。

很多受访者说，成为母亲后，她们的思考维度好像到了另一层面。

泓舟的访谈对象之一韩冰，从事医药行业，从农村通过教育拼杀到了大城市。和丈夫的事业大致处在同一起跑线。婚后未育之前，夫妻俩在家庭中大致保持平等，比如对家务的合理分工。但是，生完孩子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

韩冰发现，生活不受控地被一种“好妈妈”的规范影响，她担忧自己的一举一动是否真的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但丈夫似乎并未因身份的转变而感到困扰。

“一个男人做了爸爸，他会觉得：我要更好地发展事业，才能照顾好小家庭，给我的小孩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就算孩子陪少了，也不会有很多纠结，他觉得只要有固定时间陪一会儿，就已经很OK了。对于一个妈妈来说，有了小孩后，就是在原有的工作之上又加了一项工作。”韩冰对泓舟说。

“为什么他还是他，我就不一样了呢？”韩冰表露困惑。

泓舟发现，孩子降生后，像韩冰这样的家庭中，性别分工朝着两极化方向发展的情形并非个例。“即便（男性）认同配偶和子女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当工作和家庭的安排遇到矛盾时，他们大多数时候会选择前者，将平衡的难题留给妻子。”泓舟写道。

美国社会学者霍克希尔德将这种平衡的难题形象地称为“第二轮班”，即职业女性下班后，还要上第二轮班——照顾家庭。

“出门上第一轮班、回家上第二轮班的女性，也无法以男性的标准去（职场上）竞争。她们发现自己的黄金生育期，二十几岁后期到三十几岁中期，同样是职业发展的高峰期。意识到职场游戏是为不用考虑家庭的人而设计的，有些女性丧失了信心。”霍克希尔德在《职场妈妈不下班》这本书中写道。

一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访谈对象对泓舟描述了自己每天的日程：早上7点陪女儿一同起床，送她到小区门口，由公婆送去幼儿园；乘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到公司，朝九晚七，回到家已是晚上9点；和女儿度过亲子时间，并将其哄睡，已到10点；还要再熬夜加一轮班到凌晨。泓舟形容，相比霍克希尔德的“第二轮班”，这位女性一天要上“三轮班”。

在泓舟的访谈中，另一位女性因为连续生了两胎，失去了升职的机会。

泓舟观察到，有些女性希望成为“完美妈妈”，从怀孕期间就开始关注育儿相关的社交媒体，去商场购买婴儿必需品，购入育儿书。（视觉中国图）

谁是完美妈妈？

泓舟发现，很多女性都有一种成为完美母亲的“母性幻想”。她自己也是如此。2017年生下儿子后，她起初也觉得，女性或许比男性更擅长育儿。后来，她发现母亲这个身份一度也成为困境。

生子后，生活如常，但一些隐性情绪出现了：泓舟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感到怀疑，是否以后做职业选择都要以孩子为重呢？和丈夫相处时，虽然是共同抚养孩子，但有时也会感到孤独，“这种孤独不在于你身边没有一个人，而是你会感觉到没有支持”。

在家庭内部，女性除了承担家务劳动，还要负担情绪劳动。“情绪劳动是一个隐性劳动，你要处理孩子的很多情绪，家庭遇到不顺的时候，还要进行自我消化。”泓舟说，父权制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是“温和”和“耐心”。但对一个女性来说，先要是“自己”，然后才能成为“母亲”。

“如果做妈妈的体验不只有幸福和满足，而是同时糅杂了沮丧、愤怒、失落等其他情绪，那么母职也不应当成为单一、片面的美化，它的复杂性值得被重新审视。”泓舟认为，很多人在生育之前的心理准备不够，“当真的认识到我需要对一个生命负责，这个生命从此和我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才会清醒过来，其实对自己的人生而言，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和挑战。”

“做妈妈这件事是一个需要磨合、学习的漫长过程，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女性生来就会的。”她说。

泓舟观察，成为母亲后，女性面对着很多的“应该”。比如，孩子出生后，母乳喂养是“应该”的，因为更健康；“应该”每时每刻把宝宝照顾到最好，在工作和育儿之间找好平衡：比如，“应该”以孩子的需求为先，自我的需求为后。

无数的“应该”构成了“好妈妈”的规范。有些访谈对象追求成为全能全知的妈妈：从怀孕期间就开始关注育儿相关的社交媒体，去商场购买婴儿必需品，购入育儿书，以期“对小宝宝的所有状况都能了如指掌”。

泓舟访谈过一位“鸡娃妈妈”，这位女性觉得自己是一位“完美妈妈”。所谓完美，就是规划好孩子人生的每一步，在每个关键的当口都踩准节奏，比如在多少岁之前要认满1000个汉字、幼升小的学前考试打听好所有的资料。

一些访谈对象因为难以成为“完美妈妈”而对孩子负有内疚。泓舟访谈过一位单亲家庭的妈妈，她对离婚这件事抱有羞耻感，觉得自己没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完整的家庭环境。

泓舟经常会在舆论环境里看到“为母则刚”的论调，仿佛外部对女性存在一种假定：一位女性成了妈妈之后，就什么都会，什么问题都能战胜。“其实这会让女性内心有一种耻感，其他人都会，如果我不会，或者做得不太好，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她可能会因为这样一种很高的社会期待，而羞于表达出自己在育儿时负面的一面，羞于承认自己有沮丧、愤怒、失落、疲惫这些情绪。这些情绪累积时间长了，又得不到实际的帮助，内耗就会很严重。”泓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导致产后抑郁的一个因素。

产后抑郁严重困扰着这个群体。2023年，法国一份《流行病学周报》显示，该国约16.7%的新手妈妈受产后抑郁的困扰，超过四分之一的新妈妈有焦虑情绪。在中国，产后抑郁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据《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每5个产妇中就有1个患有抑郁症。

泓舟访谈的一位新手妈妈，产后抑郁了约半年多。好在丈夫平时擅长做家务，负担了不少孩子喂奶、换尿片等琐碎工作，大大减缓了妻子的压力。“一定程度上主动或被动地让她和丈夫形成了一套共同育儿、共同照顾的模式。”泓舟说。

那位投入非常多时间精力在孩子身上的“鸡娃妈妈”最终失败了。孩子被“鸡”得很焦虑，甚至抑郁。她崩溃求助丈夫，把一部分养育孩子的责任和权利让渡给父亲。父亲负责在空闲时间带着孩子运动、放松，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就像4×100比赛，你接这一棒，下一棒给爸爸，两个人可以轮流的时候，女性的内心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撑。”

经历了育儿的辛苦，也有人对所谓的“好妈妈”规范表示怀疑。韩冰对泓舟说：“我不想做一个好妈妈，好妈妈这件事情好像是我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戏。”她说，要做一个快乐的妈妈。

很多男性幻想自己是英雄般的父亲

二十余位女性之外，泓舟也访谈了一部分丈夫，观察他们在家庭育儿生活中的参与程度与具体表现。

很多爸爸的表现难如人意。她将接触到的这类访谈对象划成四类：“家具爸爸”“周末爸爸”“救火队员爸爸”和“帝企鹅爸爸”。

“家具爸爸”是指，在具体而琐碎的育儿环节里，像家具一样沉默、隐形的爸爸。“我觉得我老婆比我更擅长做这些事情。”一位“家具爸爸”对泓舟说。

“周末爸爸”则指那些只能在非工作日参与育儿，在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期和育儿窗口期有矛盾时选择前者的父亲。“救火队员爸爸”就是指那些松动了“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型的丈夫，愿意和妻子合作育儿。“帝企鹅爸爸”则是愿意高度投入，主动分担育儿工作的男性。

“很多男性对于生育这件事也有一个幻想，他们会幻想自己是一位英雄般的父亲。”泓舟说，这样的角色定位，让他们倾向于在家庭内部出现重大危机时，才会像英雄一般挺身而出。但在实际的育儿过程，琐碎的日常远远多于幻想中的高光时刻。

“面对一些具体的问题，他如果觉得麻烦，就会逃走，或者视而不见。但父母跟孩子之间的感情培养，绝不是靠偶尔的参与完成的。是在你跟他每一天、每一小时的死磕，一个很磨人的过程里慢慢培养起来的。”泓舟说。

做访谈时，也有一些男性对泓舟说，孩子刚出生，太太身体不太好，自己考虑全职回家半年，让太太去工作或休养。“但是他也担心，如果休养了半年、一年之后再回来，对他自己的职场也有很大影响，很担心被这个社会淘汰。”泓舟说。

泓舟是80后，她最早关于家庭性别分工的认知来源于《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这样的动画片，母亲90%的时间围着厨房打转，晚上，丈夫忙了一天工作归来后，女性在家里忙来忙去。她曾经觉得，那是一个标准的东亚幸福家庭的模板。

但是当她这一代人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会发现这种“旧的幸福脚本”和当代女性面临的现实并不适配。“我们不可能用过去的办法来解决今天我们面临的新问题，现在女性劳动的参与率很高。”泓舟说，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超过日韩，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用新的办法解决。”

访谈中，泓舟观察到一位工作很忙、常常出差的男性，主动和妻子制定了Excel表格来管理育儿时间。在表格中，他把时间精确到上下午甚至具体的时间段，让妻子知道他在哪个时间段相对空闲。泓舟觉得，这是一个主动看到问题，积极与妻子讨论的丈夫。

霍克希尔德发现，“相较于父亲不投入的孩子，父亲高投入的孩子在社会适应能力和情感适应方面表现更好，在学业考试中的成绩也更好，父亲高投入的孩子，更有可能视自己为个人命运的主宰，并且在言语智商测试中表现出更成熟的心理年龄。”

泓舟觉得，一个高投入的父亲能给妻子提供很重要的心理支持。“如果妻子心理上的压力，和生理上的劳动力被解放，被高投入的父亲接过去，自然而然会给女性带来相对松弛的状态。也帮忙解放了女性的母职。”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责编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