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中国的工人们|开门见山播客第13集(中文译本)
来源网站:telegra.ph
作者: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
关键词:工会, 工作场所, 中国, 社会主义, 民主, 社会
涉及行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湖北省
相关议题:无
- 本期播客围绕中国工人地位的变化展开,讨论工人在市场化转型中如何从被赋予特殊身份,转向更多依赖劳动力市场谋生。
- Eli Friedman 认为,当代中国工人的基本处境是进入劳动力市场出卖劳动,再用工资支付住房、医疗、教育、食物等生活所需。
- Yueran Zhang 指出,社会主义时期工人的日常处境与官方承诺之间存在落差,这种落差促使许多工人思考自身应有的权利,并参与一波波劳工抗争。
- 在改革初期,工厂获得更多自主权,一些工人也曾通过工作场所制度参与管理和决策,车间民主一度有所发展。
- 到八十年代后期,政策方向逐渐转向强化厂长权力,工人参与被视为干扰,但前后矛盾的信息也让工人在争取权利时获得了更多底气。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起来,中国的工人们|开门见山播客第13集(中文译本)中文译本
本文为译文。原文:《Episode 13 | Arise, Workers of China》,作者:Gateway to Global China Podcast(开门见山),发表于 Made in China Journal,2026年10月26日。原文链接: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26/10/26/episode-13-arise-workers-of-china
Yangyang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长大,她接触到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来讲做一名工人意味着什么。在较早的刊物里,偶尔也在官方媒体上,工人被称颂为“主人翁阶级”,当工人是光荣的。然而,她的许多亲戚和老师却把下岗的国企工人当作严厉的警示:如果你不够出色,就会被淘汰。
工人在中国社会中地位的变迁,正体现了这个国家从社会主义革命政权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型。在这场转型之前和转型期间,中国工人如何看待自己?党和国家是否曾兑现过对工人阶级的承诺?在一波波劳工抗争的浪潮中,工人们提出过哪些要求?本期节目中,Yangyang 与社会学家 Eli Friedman 和 Yueran Zhang 对谈,聊了中国劳工运动的激荡历史,以及它能给今天带来的启示。
嘉宾简介
Eli Friedman 是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全球劳工与工作教授。他最新的著作是合著的《全球资本主义中的中国》(China in Global Capitalism,Haymarket,2024),并发表过大量关于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劳工政治的文章。他还翻译过两本书:《内卷:中国青年失业潮中的工人调查》(Involution: A Worker Inquiry Amid China’s Youth Unemployment Wave,Verso,2026)和《罢工中的中国:工人抵抗的叙事》(China on Strike: Narratives of Workers’ Resistance,Haymarket,2016)。
Yueran Zhang 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及学院助理教授。他正在完成一部书稿,探讨车间里的抗争与围绕工人民主的政策制定,如何有力地塑造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威权资本主义的转型。读研究生期间,他深度参与了学界的劳工组织工作。
相关材料
工劳(Gonglao)集体,2026年。《内卷:中国青年失业潮中的工人调查》(Involution: A Worker Inquiry Amid China’s Youth Unemployment Wave)。Eli Friedman 译。伦敦、纽约:Verso。
Ivan Franceschini、Christian Sorace,2022年。《无产阶级中国:中国劳工的一个世纪》(Proletarian China: A Century of Chinese Labour)。伦敦、纽约:Verso Books。
Eli Friedman,2022年。《人的城镇化:中国城市中的发展、劳动力市场与学校教育政治》(The Urbanization of People: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Labor Markets, and Schooling in the Chinese City)。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Yueran Zhang,2025年。《意外获得底气:武汉的产业工人在车间民主与专制之间(1984–1985)》(‘Accidentally Emboldened: Industrial Workers between Democracy and Despotism on the Shop Floor in Wuhan, China (1984–1985).’),《国际社会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70(1):93–117。
Yueran Zhang,2024年。《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工人民主与中国后毛时代向资本主义转型中的阶级政治》(Whither Socialism? Workers’ Democracy and the Class Politics of China’s Post-Mao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博士论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节目全文文字稿
Yangyang(00:10)
这是《国际歌》的中文版,由唐朝乐队演唱,唐朝是中国大陆第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这首翻唱的《国际歌》收录在乐队1992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中,一年后,唐朝在柏林的现场演出里也唱了这首歌。1992年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一年。名义上已经退休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进行了那次传奇的南巡,就中国的发展道路一锤定音:市场化改革将继续推进,这个昔日的社会主义国家将融入全球资本主义。摇滚乐曾被斥为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而由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和开放,它才得以在中国存在。唐朝翻唱的《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歌,却充满矛盾,就像孕育出这支乐队的这个国家一样。
今天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工人在中国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这几十年来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身为工人阶级,是一枚荣誉勋章,还是失败的印记?到底谁才属于这个阶级?
今天我非常兴奋,请来了两位我仰慕已久的学者,来谈谈中国工人的处境和工作的性质。首先是 Eli Friedman 博士,他是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的教授,也是新书《内卷》的译者。Eli,非常感谢你来参加节目。
Eli(01:48)
很高兴来到这里,Yangyang。
Yangyang(01:49)
Eli,在谈你的新书之前,我先直接问你一个问题。中国由中国共产党执政,但正如你在一篇论文的开头所写,21世纪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的。为什么这么说?
Eli(02:00)
是的,这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尤其是在中国之外。理由有几个。首先,人们之所以有些困惑,或者把中国看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通常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式。他们会看着中国说,共产党说这是一个正在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一点。我对这一点的认真程度,并不比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是民主国家时高多少。这是政治修辞的一部分,也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描述了真实存在的现实。人们经常指出的另一点,是国有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这同样很重要。但如果看今天的中国,国有部门大约占经济的25%到30%。这和战后许多我们显然认为属于资本主义的国家相似,比如法国、台湾、印度。所以我认为,与其采取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方式,不如从社会的视角来看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这在分析上和实践上都更有洞见。其中一种方式,是想想工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然后问:工人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你会设想这个社会是围绕提供社会需求这件事来组织的,对吧?而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里,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人们生存的方式都是:工人必须走进劳动力市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必须让自己对某个资本家有用。如果你做到了,作为出卖劳动力的交换,你就得到一份工资,然后拿着这笔钱。再出去买生存所需的一切东西:住房、医疗、孩子的教育、衣服、食物,等等。在中国,情况非常非常明显就是这样。你问中国的任何一个人,你怎么生活,他们会告诉你,我得出去找份工作。这在阶级的层面上是成立的,是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现象。
另一种稍微抽象一点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是:它是一个围绕竞争而不是合作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我认为,当代中国显然就是这样。你能在文化层面感受到这一点。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竞争的无处不在。这也引向我们稍后要谈的内卷。中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超级竞争的社会。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是如此。所以,这又是一个相当好的指标,说明你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
Yangyang(04:57)
谢谢你,Eli,这个分析很犀利,穿透了宣传的表象。不过当然,1949年共产党执政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政权。为了谈谈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我们请出第二位嘉宾。Yueran Zhang 博士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也是一位劳工组织者。Yueran,非常感谢你来参加节目。
Yueran(05:24)
非常感谢邀请我。
Yangyang(05:25)
在你的博士论文里,据我所知它已经被匿名网友翻译成了中文,你考察了工人在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过程中的角色。我们先从这个过程的起点谈起,那时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你指出,公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确实存在区别。尽管毛泽东时代的话语说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也就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党和国家机器对工人却拥有巨大的权力。
但你描述说,这种权力关系与资本主义下的权力关系有根本的不同。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人确实拥有权力,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自己拥有权力。你能解释一下吗?在社会主义中国,工人拥有哪些权力,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他们自己的期待和诉求里?
Yueran(06:20)
是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我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想同时反驳两类人:一类是比较同情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人,另一类是比较批判中国社会主义的人。对于比较同情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人来说,他们大多会指向中国共产党宣传的那套话语。也就是赞颂、推崇中国工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并指出中国工人在社会主义时代享有多少象征意义上的尊严。这套话语当然非常有力,但当你去看底层的现实,也就是工人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它和被宣传的那套话语相差很远。
而另一方面,许多或多或少批判中国社会主义的人,会把中国社会主义理解为一台巨大的、以积累为导向的引擎。就像党在驾驶这辆积累的大巴,拼命压缩用于解决工人生计和消费需求的资源与财富。在这种叙事里,工人是被这台积累引擎甩下车的,因为党和国家在尽可能地压低工人的工资和消费需求。
所以,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关于社会主义时代劳动和工人的两种最常规的叙事。但我想强调、想突出的是,恰恰是这道缝隙,恰恰是意识形态话语与现实之间的这道缝隙,在那个时代实际上给中国工人带来了很大的力量。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工人在官方宣传里被称颂为社会的主人,但环顾四周,没有一个人真正享有一个主人理应拥有的权力、特权和权利。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又该如何思考、如何争取一个真正兑现承诺、让所谓的主人当上主人的社会?正是这些问题,在意识形态话语与现实之间的这道缝隙下,启发了许多工人去思考。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工人在社会主义时代如此好斗。你看,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全国性的劳工斗争一波接着一波,反复出现。对我来说,这与对工人象征地位的意识形态颂扬,以及工人在日常生活中实际看到的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很大关系。
Yangyang(10:13)
谢谢你,Yueran。是的,这也是你论文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对吧?即使现实达不到修辞,仅仅是修辞本身,就可以设定期待、赋予力量,有时甚至是无意中如此。我们从毛泽东时代进入后毛泽东时代,也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早期,你把这个阶段称为“市场社会主义”。
当时中国党和国家给予工厂管理层更多自主权,以提高产量。这一方面让厂长们有了大得多的权力,可以实际上像车间里的独裁者一样行事。另一方面,在一小段时期里,这些改革也确实促进了车间里的民主。你能简单解释一下这里的动态吗?你在最近的一篇论文里写道,工人们“意外获得了底气”(accidentally emboldened)。这是什么意思?
Yueran(11:07)
我想我的研究揭示的是,八十年代初党和国家想做的事,与八十年代后期想做的事之间,存在某种缝隙或脱节。市场化改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启动的时候。确实有一股很强的政策话语在说,市场化改革应当做的一部分,是给工人带来更多民主。政策制定者一再宣传这样一个想法:随着工厂、企业从党和国家那里获得更多自主权,这些工厂和企业里的工人也会因此得到赋权,因为他们获得了更多管理自己工作场所的能力。八十年代初也确实是这样,许多工厂在管理内部事务上越来越自主。工人也就能够参与其中一些管理和决策过程。所以像 Joel Andreas 这样的学者在他最近的书里说,八十年代初是职工代表大会的黄金时代,对吧?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这些工作场所制度内行使一些民主和权力。
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政策改革的目标出现了转向,当时占主导的政策思路变成:我们现在应该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集中到厂长手里。于是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车间民主、工人参与看作一种干扰,而不是有益的因素。所以八十年代后期强调的是,厂长应该能够真正掌管一切。但这一政策转向的推行是很不均衡的,这些相互矛盾的政策在八十年代的推出并不均匀。这种不均衡,造就了我所说的“意外获得底气”的条件:工人们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宣传渠道和政策渠道,听到了相互矛盾的信息。有些信息说,我们工人应该在工作场所里行使越来越多的权力。另一些信息则说,我们工人应该越来越听从厂长的。
正是这些矛盾信息的并存,让一些工人开始质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些不一致的改革之间的缝隙,去提出我们要求更多民主、更多权力的诉求?而这也确实是一些工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做到的事:基本上就是利用政策改革的不一致,努力扩大自己在工厂里拥有更多发言权的空间。
Yangyang(15:17)
是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而且正如你所提到的,即使在工人拥有一些民主权力、在工作场所提出诉求的这短暂时期里,工人阶级整体仍被排除在国家层面的决策之外,党和国家也把这种有限的工人权力和劳工组织视为极大的威胁,并采取了极端手段加以压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可以说,从此不再假装工人是领导阶级了,工人受到管理层和资本的剥削,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促成了这种剥削。所以,Eli,回到你这里,你的很多研究都围绕中国的户口,也就是户籍制度,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分隔。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村的农民工,以及他们在政治上被剥夺权利的处境。你能给我们讲讲吗?农民工是如何被系统性地剥削,并被拒之于完整公民身份之外的?这对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崛起又有多关键?
Eli(16:31)
所以,在思考中国工人阶级整体的时候,需要看到同时在发生的这两个过程。一个是 Yueran 刚才描述的:国有部门的变化,一点点削弱工人的自主权,削弱他们决定企业内部事务的能力。另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另一条故事线,而且在人口规模上重要得多,就是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农村出现了土地改革和去集体化,这让人们既能留下更多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也能拿到市场上去卖。起初,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件非常好的事,中国整体的不平等也略有下降。同时另一个过程也在发生,那就是对农村社会服务的系统性削减。整个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农村人一方面不得不离开土地,因为土地已经养不起他们原有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有了去别处找工作的机会,因为经济特区发展了起来,特别是在东南部。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最终有三亿人离开农村老家,到城市里打工。而正如你说的,没有人假装这个新的农民工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在象征层面上被支配,在文化上被当作二等公民。一到城里,他们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都被看不起,说话的口音更是他们在城里遭受社会歧视的主要标志,而且他们还遭到制度上的歧视,户口就是实现这种歧视的关键制度。你的听众可能大体知道户口,但它之所以对理解工人很重要,是因为他们一到城里,就放弃了原本可能享有的各种社会服务的权利,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在九十年代的最初阶段,一直到2003年,如果证件不齐,他们甚至会被警察实实在在地拘留,然后遣返回农村。所以他们待在城里,只是因为得到了官方批准,而这个批准只能由雇主授予。你可以把它想成一种国内的客籍劳工(guest worker)项目,工人处在社会和政治上被压制的位置。这也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实质上是由发生在农村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补贴的,而这些社会再生产,城市并不为之付费。
这减轻了城市地区的税收负担,让劳动力变得便宜,也让外国投资更愿意进来。于是全球供应链被重新围绕中国布局,沃尔玛、苹果、亚马逊这些著名的跨国公司都进来了。很多时候,是来自东亚其他地方的供应商,香港的、台湾的等等。在实际生产这些商品。但本质上,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迁入的是同样没有社会权利的城市,他们当然也没有组建工会的权利,这实际上就是整个全球化的社会基础。我的意思是,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大,但它确实是其中绝对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也肯定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美中经济融合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Yangyang(20:26)
非常感谢你,Eli。当然,中国的工人并没有被动地接受自己被剥削、被剥夺权利。中国的劳工史,也是一部抵抗的历史。Yueran,你之前提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人确实感到被赋权,或者说,很看重国家在宣传里对他们说的话,他们非常好斗。在你的论文里,你尤其描述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初,也就是1980年和1981年的一段劳工组织活动。你能简要概述一下那一时期的劳工动荡吗?工人们提出了什么要求,又得到了什么?在那个政治关头,国家是如何回应的?
Yueran(21:10)
当然。我们有些人已经知道,七十年代末,也就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最初阶段,是中国社会各界都在活跃地反思和重新想象的时期,思考民主应该是什么样子。很多这类讨论和行动,都被囊括在所谓的民主墙运动中。而工人其实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努力反思、重新想象,民主在车间里、在工作场所到底应该意味着什么。当时,比如有些人把目光投向南斯拉夫,试图从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模式中汲取灵感。在这样一个活跃的反思和重新想象民主的空间里,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爆发。对吧?这场运动的消息最初在中国社会流传得非常广。因为党的官方喉舌其实是报道这件事的,党的领导层认为这是好事,因为这是一场反苏联的运动。所以有这个背景。但工人们一旦开始了解波兰发生了什么,当然就开始按照自己的处境去解读它传递的信息。而这主要与他们对中国官方工会体系长期以来的不满有关。对吧?五十年代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它没有做任何有效的事情去提升工人的力量和工资。所以在1980年,看到波兰工人的所作所为之后。许多中国工人想:我们为什么不能也要求成立独立的工会呢?独立工会看起来是那么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也组织起我们自己的工会和组织呢?所以,在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之后,紧接着中国就出现了一波罢工潮。从1980年末到1981年初,许多工人罢工、抗议,要求成立独立于党的控制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工会。当然,这股势头让党的领导层高度警觉和紧张。所以有一段时间。1981年,党的领导层正在竭力考虑如何回应这波不断发展的罢工潮。最初,他们在1981年年中确定的解决方案是:在党的控制范围之内,扩大车间民主的制度。比如工厂里已有的职工代表大会。思路是,我们给这些仍然处于党的整体控制之下的、现有的车间民主制度更多权力,这样工人就不会那么想为完全的政治独立而罢工。
这样,来自底层的罢工浪潮与自上而下的党的回应之间,这种政治斗争和张力的动态,我认为是中国工人确实迎来某种职工代表大会黄金时代的首要原因。也就是八十年代初。所以工人们确实赢得了一段时期,三四年,很短暂,但仍然很有意义,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场所实实在在地行使权力和决策权,尤其是在住房、住房分配、奖金确定这类问题上,对吧?也就是与工人生计最相关的事情。但当然,这些生机勃勃的车间民主制度,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每况愈下,到八十年代后期越来越被边缘化。这也是为什么在1989年的运动中,你会看到工人民主行动主义卷土重来,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八十年代后期车间民主被边缘化和衰败的回应。
Yangyang(26:53)
非常感谢你,Yueran,尤其感谢你还阐明了其中的跨国维度。正如你所说,八十年代初到中期中国有限而短暂的更多车间民主时期,一部分是由市场化改革促成的,但也是劳工动荡和工人自身诉求的直接结果。Eli,回到你这里,回到资本主义的中国,回到农民工的角色。与许多西方文献的漫画式描述相反,中国人其实经常抗议。尤其是在你的第一本书《叛乱陷阱: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劳工政治》(Insurgency Trap: Labor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里,你写到了2000年代、2010年代初中国的劳工动荡,它们在地方层面非常频繁地发生。
那么,21世纪资本主义中国的这些劳工抗议,在多大程度上呼应了 Yueran 所描述的早期劳工行动和诉求?关键的差异又是什么?
Eli(27:53)
首先要指出的一点,Yueran 可能有更多要说的,就是老工人阶级,也就是国有企业的工人,在九十年代末和21世纪初仍然有几次声势浩大的抵抗,恰恰是因为他们被说成是国家的主人,而他们实际所受的对待与这种说法之间存在差距,尤其是在1997年之后,江泽民大大加快了这些企业的私有化。这一点我先标记在这里。不过,你越来越能看到,中国劳工动荡的中心从国有部门转向了私营部门,也从城市本地的工人转向了农民工。通常来说,在九十年代,动荡并不算多。人们觉得能有这些工作已经相当幸运了,尽管这些工作的剥削非常严重。他们赚的钱确实比在农村能赚的多。
而且人们的期望普遍相当低,要记住,这一代人是在相当严重的贫困中长大的,有些人是在大饥荒之后成长起来的。但我们看到,在九十年代到2000年代,随着中国开始构建劳动关系的法律框架。他们1994年通过了劳动法,2008年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在这之前,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劳动法。于是权利开始被授予,至少在纸面上。问题在于,这些权利往往执行得很差。如果你看中国的劳动法条文,它实际上相当有力,比很多更发达的国家还要强。于是出现了所谓的“维权”,也就是工人中的权利保护行动,他们会说:按规定我们应该享有最低工资,而老板付给我们的比这还低。那时候有——那个时期最大的冲突来源,坦率地说就是拖欠工资。我觉得,你不需要劳动法,工人就能直觉地感到这里面有问题。但拖欠工资是普遍现象,在某些行业,尤其是建筑业,至今依然如此。所以他们反击拖欠工资。他们也反击在工作场所遭受的各种虐待和羞辱。比如被迫在雇主面前下跪,如果是韩国或日本老板提出什么要求,民族主义情绪常常会被点燃,人们对此奋起反抗是完全合理的。所以,你看到动荡的范围和复杂程度在逐步扩大。毫无疑问,到21世纪初,中国已经是全球劳工动荡的中心。那里发生的罢工更多。
而且每一次中国工人罢工,都是在没有任何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进行的。对吧?也许工作场所根本没有工会,或者即使有工会,工会几乎肯定也会站在雇主一边反对工人。所以他们是在自发组织这些“野猫式”罢工(wildcat strike)。随着这些罢工在复杂程度和好斗程度上的增长,一系列因素汇合在一起,导致了我认为。许多人认为是工人动荡的顶峰,在2010年代初那个对许多人来说相当充满希望的时期。2008年通过劳动合同法,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股日益高涨的劳工动荡的回应,政府的意思是:我们想把这些引导到法律框架里,而不是任由它无组织地爆发。
但它所起的作用,其实是进一步给工人壮了胆。随着权利在增加,他们对权利了解得更多。2008年之后,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不同,中国的增长很快就恢复了,有一个巨大的刺激计划,劳动力市场也在收紧,尤其是在南方的广东省。大多数人会提到的、整个周期里最有意思、最令人振奋的一次罢工,发生在2010年,地点是广州附近南海的一家本田变速箱工厂,工人们在完全自发组织的情况下罢工。他们要求的其实不只是发放被拖欠的工资,或者让法律得到执行。所有的法律基本上都得到了执行。他们说的是:我们要在法律规定的权益之上再往上提。如果你看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的劳工运动史,这是令人振奋的时刻,你可以开始看到劳工。在主张自己的诉求和利益,而不是只说我们要的是最低限度的东西。我觉得这次罢工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它或许与 Yueran 刚才讲的有某种连续性:中国工人意识到整体的政治环境,会设法利用现有的、官方认可的组织,但把它们改造成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所以,除了要求大幅加薪,顺便说一句他们得到了,另一件事,在我看来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要求的是所谓企业级工会的改组。所谓改组,他们的意思是,我们要能够直接选举企业层面自己的工会领导,由这些人代表我们去谈判。这样一来,它就真正开始像我们所认为的传统劳工运动了。
但他们用的是现有的工会结构。所以他们仍然处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整体框架之内,而总工会在形式上隶属于共产党。你知道,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观感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当然,到了21世纪,共产党非常担心中国会出现类似团结工会的运动。工人们对此很清楚。如果他们罢工的时候说,我们要加薪,我们还要一个独立的工会。他们会很快面临政治镇压。所以他们没有这么做。这个故事的最后是,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工会改组的进程,即使得到了广东省一级政府的一些支持,最终还是逐渐被雇主削弱了,并且得到了更高层级国家机构的默许。那是顶峰。2010年代还发生了其他一些重大而重要的罢工。
但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5年,原因如果你有兴趣,我们稍后可以谈。简单说,在习近平治下,国家变得更不愿意容忍这种无组织的、并非政治性的,但相当广泛的劳工动荡。所以我们开始看到更多的镇压。他们没能把它消灭掉,它依然存在,但在规模和好斗程度上,已经不及2010年代初那个黄金时代。
Yangyang(34:58)
谢谢你,Eli,这段历史非常精彩。也谢谢你指出,在九十年代末,随着大规模国企下岗,出现了老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一波浪潮,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诉求,然后劳工动荡才从公共部门转向私营部门。正如你刚才指出的,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习近平治下政治镇压加剧,劳工动荡和公开诉求总体上确实减少了。然而,在疫情和清零政策的背景下,2022年出现了一波非常显著的劳工动荡。这些工人在所谓的“闭环”工厂体系下工作,也就是为了维持生产而被限制在工厂里。
许多工人,尤其是郑州富士康工厂的工人,那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工厂,爆发了激烈的反抗,只是要求被放出去、回家。你能简要地给我们讲讲,这种闭环工厂体系是什么,2022年工人们要求的是什么吗?
Eli(36:10)
好的,我们会谈到富士康,它是这个周期里最引人注目的终章。但关于2022年,我认为有一件事很重要,需要理解:在此之前的很多个月里,工作场所和社区里就已经出现了这些小规模的抗议。如果你去看“中国异议监测”(China Dissent Monitor),他们有很好的数据,显示了抗议数量的上升。真正的节点是当年4月的上海封城。
然后在那个夏天,一直到秋天,这种趋势在不断增长。在2022年春天上海封城期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反抗发生在广达工厂,它是苹果和特斯拉的供应商。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上海创新出来的,尽管我认为它借鉴了更早的治理技术。
他们在城市封控期间做的是:他们不希望经济完全停摆,对吧?因为众所周知,这些封控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工人们必须进厂,然后被置于所谓的“闭环”之中,基本上意味着他们不能离开。食物、药品,所有维持工厂运转所需的东西,会被送到一个投放点,再运进工厂,但进出的人要尽可能少。
广达就是这么干的,同在上海的特斯拉工厂也是。他们根本没有做好。这在后勤上很复杂,我想世界上除了中国政府,大概没有哪个国家会尝试这么做,但他们做得不够好。有些时候食物不够,药品不够。工人们说实话,睡在车间地板上睡腻了。
而且显然,工人与他们的台湾籍管理层之间,还存在差别待遇。于是广达工厂爆发了这场大规模的反抗。这是后来富士康事件的最初预兆。富士康的过程非常相似,发生在2022年秋天稍晚的郑州,当时奥密克戎正在河南传播。
而且那里的规模更大,因为正如你说的,那里被称为“iPhone城”,世界上大部分的 iPhone 都在这里生产,当时大约有20万名工人。他们被封控起来,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责怪富士康管理层,也可以责怪郑州市政府,但他们管理得相当糟糕。人们在工作中生病。生病的人被送进园区内的医疗设施,但被送进去的人里,有些其实没病,或者自己不认为自己有病,后来才真的病了。他们得不到足够的药品。有些情况下,人们吃不饱。于是爆发了这场大规模的反抗,人们真的就是翻过围栏逃了出去。
这件事有意思、也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也反映了中国劳动力迁移动态的变化。以前人们从内陆省份来到像深圳这样离家很远的地方。苹果和富士康之所以想搬到河南,就是因为他们在深圳再也招不到足够的工人了。所以他们想离河南的工人更近一点。这也意味着,当工人准备好离开厂区时,他们真的就是翻墙走路回家,因为离自己的村子足够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悲剧,人们生了病,但它也令人振奋,因为你会看到周边社区的人走到路边,给他们送水、送食物,有些情况下还让他们搭车,坐在卡车后斗里,等等。所以,这个时刻就发生在那些更有名的白纸抗议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规模更大。
它集中体现了两方面:一方面是资本家和国家双方的镇压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工人的意志,他们说:我们不会再忍受了,我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我们要去别的地方。所以,这种抵抗的精神,他们再次没能把它压垮。
Yangyang(40:34)
谢谢。也谢谢你提到白纸抗议,它出现在中国各地由农民工领头的大规模劳工反抗之后。我认为,从很多方面来说,2022年是中国的抗议之年,但西方媒体记忆和报道它的方式,大多集中在年底的抗议,也就是所谓的白纸抗议。
当时的大部分关注都放在精英大学的学生和城市年轻白领身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举起一张白纸,抗议国家镇压和审查,因此得名白纸抗议。我还要提一句,这些抗议者中很多人也唱了《国际歌》。所以其中一些团结的姿态很美,但也有一些矛盾和讽刺。
有了这些铺垫,我想谈谈你最近翻译的那本书,由中国的工劳(Gonglao)集体所作的《内卷》。这本书更多关注那些刚进入就业市场、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年轻劳动者,他们对就业前景、低薪和糟糕的工作条件感到沮丧。其中不少人选择“躺平”,作为一种消极抵抗的形式。你在导言里写到,其中一些受访者对自己的阶级位置感到困惑。
他们可能在低薪的工作中处境非常不稳定,但同时又受过大学教育,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属于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并不在工厂里工作,也不做体力劳动。你能给我们讲讲这本新书吗?当脑力劳动高于体力劳动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时,中国工人之间更广泛的团结有哪些前景?资本主义生产当然强化了这种分层,但在我们当前的资本主义阶段,最近的发展是否实际上模糊了这条界线?
Eli(42:34)
好的,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它是由工劳(Gonglao)集体整理的,这是一群在中国的研究者和行动者。书里就是对一些年轻大学毕业生的访谈,聊他们找工作时的挣扎,以及有了工作之后的挣扎。所以它很有意思,让我们了解作为一名年轻的、希望是白领的劳动者是什么样子,而其中一些人发现,找到这样的工作相当困难。
关于团结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可以认为是向下流动,或者至少是社会地位停滞,但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与更传统的蓝领农民工之间能否团结,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存在这种情况的每个社会里都是如此。
先简单说说背景。如果你看21世纪初,在中国考上高等教育是一张金票,对吧?2000年前后,上大学的人少得多,大概只有个位数的比例。到了2020年代,如果你考上了高中,那你很可能就会上大学。所以高等教育出现了大规模扩张,这是国家一个非常自觉的计划,我认为是个好计划,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是好事,也符合他们试图沿价值链向上攀升,转向更资本密集、更知识密集的生产形式的整体战略。问题在于,看起来他们有点用力过猛。人们期待的那类工作其实不够。同时事实也表明,他们能拿到的工资,已经不足以支撑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这也与住房、教育和其他各种东西的成本上升有关。所以对他们父母那一代,比如说在九十年代从大学毕业的人,考上大学你就走在向上的路上了。你会在一座快速增长的城市里过上相当不错的中产生活,中国增长得非常快,等等。而对于过去几年里从大学毕业的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经历的世界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疫情结束的时候,这一点对人们来说变得非常非常清楚。当时有一种想法,认为疫情会结束,一切会强势复苏,就像回到过去的好日子一样。事实显然并非如此。2023年青年失业率达到20%左右。政府停止公布这些统计数据,这惹恼了很多年轻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对他们撒谎。后来政府推出了一种新的失业率算法,数字明显低了不少,但它又在上升。而且据坊间所知,很多人找工作非常困难。所以,如果你看一个有大学学历、而且假设不是出身富裕家庭的人,现在走进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基本物质条件,再看一个现在走进劳动力市场找蓝领工作的农民工。其实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入门级白领岗位在某家公司上班的工资,有些情况下比去工厂干活能拿到的还低。但是,Yangyang,你刚才提到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确实是个真正的问题。这当然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如果你拿到了大学学位,然后你跟父母说,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准备高考、读完大学,结果发现当焊工能赚更多钱。你的父母多半不会高兴,你向朋友们解释起来也会很难。可是你期待的白领工作并不存在,或者不是你所希望的那样存在。这就把人们置于一种非常模糊的、在情感上很有挑战的处境。你知道,在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形成团结的可能性,确实相当有难度,但从结构上说,他们正被拉得越来越近,这一点毫无疑问。
Yangyang(46:57)
是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九十年代末、两千年代初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的时候,我母亲教我的是:你要好好学习,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你就会像他们一样。当然,从父母期望的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结构性问题当然无法靠个人的努力来解决。关于跨职业、跨社会阶层的团结这个话题,节目快要结束了,Yueran,最后一个问题。想回到你这里。你不只是一位研究劳工的学者,你自己也是劳工组织者,你曾经深度参与美国的学界劳工组织工作,先是作为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现在是作为学者。实际上,像你这样的中国国际学生中,有不少人积极参与了美国研究生的工会化努力。所以,作为结束语,你能不能分享一个你经验中的关键收获?
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学者要把自己看作工人并组织起来,这一点为什么重要?作为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或学者,参与劳工组织,有什么独特的、独特的意义?
Yueran(48:07)
谢谢你这个精彩的结尾问题。我觉得,我观察到的研究生劳工组织的总体趋势,和 Eli 刚才描述的非常相似,因为人们确实感到,研究生们确实感到,这些年来自己越来越被无产阶级化了。
比如这些年,过去十年里,在哈佛、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这样的精英大学做研究生,你已经不再觉得自己属于知识精英阶层了,对吧?你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被新自由主义大学剥削的工人:从教学负担、你拿到的工资,到职业前景,都是如此。因为已经不再是你读上一个精英大学的好博士项目,毕业之后就能保证有一份好工作了。
所以出现了一种真切的职业停滞和向下流动的感觉,它改变了研究生们、研究生劳动者们理解自己所做工作的方式。我觉得,这就是过去十年里研究生劳工组织运动那股极其充沛的势头的驱动力。
至于这段经历对中国国际学生来说,具体有什么独特意义,我觉得,对很多中国国际学生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第一次直接地、亲身地,在集体的环境中去争取改善,争取自己的权利。因为这样的政治参与机会,在人们还在中国的时候并不真正存在。尽管一些基于个人的抗争和协商是可能的,但集体形式的抗争和协商,在中国并不容易获得。
所以我认为,在美国高等教育的组织工作中,发生了一整套非常重要的社会化和政治化的过程,中国学生开始真正感到自己是行动中的集体的一部分。我觉得,置身于一个集体中、与同伴并肩斗争的这种经历,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为中国国际学生提供了基本的政治教育:作为一个集体共同体的政治公民,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想,不管学生工人通过斗争实际取得了怎样的物质改善和权利,这种在集体中斗争的经历本身,就极其有意义。
Yangyang(51:46)
非常感谢你,Yueran。我自己在美国的政治教育,有很大一部分,也是2010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参与研究生工会化努力的过程中完成的。当时的背景,是芝加哥教师工会的战斗性行动。所以,我想,就像《国际歌》的歌词所唱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也就是国际联盟将是全人类。Yueran Zhang 博士,非常感谢你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你给人带来的启发。
Yueran(52:12)
非常感谢。
Yangyang(52:13)
也感谢 Eli Friedman 博士,谢谢你分享你的洞见与学识,祝贺你的新书出版。
Eli(52:18)
谢谢。非常感谢。
关于本播客
开门见山|Gateway to Global China 是《Made in China Journal》与 Global China Lab 联合推出的月度播客,由 Yangyang Cheng 主持。每期节目邀请一至两位专家嘉宾对话,探讨中国政治、社会及更广泛的华语世界中的热点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