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哥调查2025②保障、算法与认知重塑：外卖骑手的真实世界与社会镜像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黄伟芬 陈婕

在中国，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已超8400万人，我们习惯亲切地称他们为“小哥”。

2022年，我们首次发起小哥调查，试图通过翔实的数据和案例，让社会和公众对这一群体有更多的了解。让更多小哥被看见、被关爱，并推动改善其就业环境和生活条件。

2025年，我们再次出发。潮新闻携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重启这项针对小哥群体的深度社会观察。从“逆行英雄”到“平台劳动者”，从算法争议到社保探索——新就业的行业生态正在剧变，社会的认知也在悄然演进。我们不禁追问：小哥的真实工作状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社会的理解，是否真的跟上了他们的脚步？

本次田野调研跨越浙江、上海、湖南、河北等多地，发放问卷超两万份，历时近一年。报告不仅真实刻画了骑手的收入结构、工作强度与职业成长，更将目光投向公众的“认知偏差”：

为什么公众高估入行门槛，却低估所需技能？

为什么公众同情骑手“被困系统”，而骑手却更焦虑“单量不足”？

为什么骑手普遍感知受到社会歧视，而公众对此却茫然无感？

这不只是一份职业报告，更是一种社会心态的显影。我们希望通过数据，撕掉标签，还原真实的骑手人生；通过对比，呈现理解与成见之间的鸿沟；通过倾听，让每一份劳动都被看见、被懂得。

从“看见服务”到“理解劳动”，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热搜上的感动，更是持续而诚恳的对话。

这份报告，是一个新开始。

随着外卖行业蓬勃发展，外卖骑手已然在当代人多元的生活、消费图谱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骑手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都会被广泛关注。

但是，每一个被放大的个案，是不是事实的全部？骑手们对算法管理的看法是否和大众一致，他们的形象如何被建构？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骑手又有着怎样的真实体验？

今年以来，潮新闻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启动骑手群体调研，记者跟着浙大经济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袁哲一起在浙江、上海等多地蹲点走访，并发放超两万份问卷，由袁哲撰写、潮新闻传播大脑技术支持形成《2025年骑手职业工作实态和公众认知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这一次，我们聚焦的是《报告》里骑手和公众对保障和算法的态度、公众认知与骑手自我认知中关于“歧视”感知等维度，通过勾勒骑手工作的真实图景去揭示在算法规则、职业歧视等核心议题上，骑手自身感受与公众想象之间的偏差，并梳理过去五年间，社会对骑手群体的关注如何从“英雄礼赞”演变为对权益保障与行业发展的“理性追问”。

对于保障和算法 公众和骑手的认知对立鲜明

骑手和公众之间的认知差异首先体现在社保缴纳上。《报告》显示44.64%的公众认为“为骑手缴纳社保”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但分别有32.18%、15.65%、10.44%的骑手因“缴费高”、“不了解缴纳途径”、“担心跨城市社保不能全额转移”等问题未参保，由此可见当前保险缴费标准对骑手群体来说负担较重，是阻碍参保较大的因素。

据《报告》显示， 78.36%的骑手表示每个月可以承受的社保缴费金额在500元以下，愿意承担每月超过1000元社保费用的骑手不到6%。

商娣展示其在湖北老家缴纳社保，杭州领到美团社保补贴。潮新闻记者 黄伟芬 摄

为减少骑手们的顾虑，各个平台已经针对新就业形态织起“保障网”。如美团在监管部门指导下，于今年4月推出行业内首个面向全体骑手的养老保险补贴方案，允许骑手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在户籍地或工作地参保并申请，不管是长期稳定跑单，还是过渡兼职的骑手，只要在美团上的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有3个月满足该条件，美团就以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养老保险费用。目前，该方案已覆盖全国美团骑手，近日骑手们的社保补贴陆陆续续到账，未来可以实现“城市跑单，家乡养老”。

江苏南通众包骑手姜建峰说：“我以前从来没有交过社保，有了美团养老保险补贴后才第一次交。过去我犹豫，是因为一个月我赚七千多，自己交养老保险就要900多元，现在美团补贴一半，我就交了。 ”

除了养老保险，骑手的工伤保障也在不断完善。2025年7月，人社部主导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扩展到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17个省市，保费由平台缴纳，骑手在配送期间遭遇意外均可获得理赔。以美团为例，截至10月已为骑手全额缴纳新职伤保费超23亿，累计参保骑手近1600万人。

看了看界面中蒸菜馆订单，有着十年工作经验的骑手商娣没有按照系统规划的顺序取餐，“堂食顾客比较多的商家和以蒸菜为主的店铺出餐会比较慢一些。”商娣对万象汇（杭州萧山店）一带很熟悉，“先去取其他商家的餐，最后取这类出餐慢的餐。”

骑手商娣取餐 潮新闻记者 陈晓驰 摄

在商娣看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却是一些新入职骑手们面临的难题，在遭遇意外情况下，原本从容的送餐时间会变得紧凑，甚至导致后续单子接连超时。

这样的个案经过传播会给大众带来骑手配送压力较大的印象。

据《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公众认为“平台规则严格”。然而，与公众普遍认知不同，骑手群体自身对算法的看法呈现出显著的积极性，50.83%的骑手认为系统派单会比较顺路，较好地规划了多订单的路线。

大部分骑手认为算法提高了他们的送单效率。“平台给出的预计送达时间和规划的路线都挺合理的，也会规划好多个订单的配送顺序。”绍兴嵊州的一位专送骑手说。

对算法持积极态度的，在一些特殊骑手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孙精精是上海静安区一位听障骑手，由于听不见，刚开始跑单的时候困难比一般骑手大，“车不敢开得快，和用户商家沟通也有障碍，后来我发现App上有听障骑手辅助功能，想问路可以用电子展示卡，外卖快送到了，一键外呼通知用户就行，挺方便的。”加上每天留心认路，慢慢地孙精精发现自己也能和普通骑手跑得一样好，“现在每个月收入基本上能保持在一万左右。”

《报告》呈现出另一项公众和骑手之间存在强烈认知反差的，是关于对骑手面临首要困难的看法。分别有51.38%、46.63%、41.55%的公众将“平台规则严格”“申诉难”“超时率很高”列为骑手面临的首要困难，但是在骑手端，大多骑手认为目前在平台留证和申诉机制已经比较完善，多数问题通过站长或系统可以快速得到处理，不会影响其他订单。

在休息时间上，骑手们也并没有公众想象得那么焦虑。《报告》数据显示，骑手在线时长中约三成时间是在等单，期间骑手可以自主安排休息。而且相比起休息时间，骑手更关心单量是否充足，一位杭州专送骑手说，“身体倒是不累，反而是一段时间没接到单更焦虑。”

对于算法的看法，绍兴柯桥区的骑手小王觉得“路线规划工具较为准确”，不过他也提到在经验积累后，适当调整路径可以提高效率，“如果发生纠纷，申诉成功率也较高。需要算法辅助帮助的可能是对商家出餐时间的预测。”

算法，在骑手眼中，更多是决定其“生计”流量分配的工具，而非单纯的“枷锁”。他们会敏锐地觉察到当日单量和近几天或去年同时间段的差异，并有意识地维护自己的号，认为将号“养”好才能接收到更多的单。

在撰写《报告》的袁哲看来，出现认知差异的原因之一，是骑手自身与社会公众对于骑手职业形象的认知来源不同。“由于长期从事一线配送工作，大部分骑手对职业的理解来自实际工作体验。这种基于亲身实践的认知方式会赋予他们较强的内部视角和真实感。”袁哲说。

但在调研过程中可以发现，公众与骑手的互动大多局限于订单交付的短暂接触，《报告》显示只有44.24%的公众和骑手有过直接交流，更有高达52.19%的公众对骑手的认知来源于“家人和朋友的反馈”，这些现象表明，公众对骑手职业的理解依赖于从片段化、表层化的外部观察和人际传播中获取二手信息。

“公众由于缺乏对骑手劳动过程全貌的深入把握，以及对部分信息进行了情感加工或主观解读，可能会加剧对骑手刻板印象的形成。”袁哲表示。

高落差“感知盲区”，被忽视的“隐形压力”之歧视

12月9日，义乌外卖骑手韩思平因为救火的英雄事迹，被义乌消防和美团联合授予“先锋骑手”锦旗和证书，这是他三年骑手生涯里第二次获得这个称号。

韩思平说自己做好事最大的动力，是希望成为儿子的榜样，“有一次儿子跟我说，他不敢在学校说爸爸是外卖骑手。我就想多做好事，让他能为我自豪。这次儿子知道我救火后，说爸爸你好棒，我特别开心。”

尽管骑手勤奋、可靠、服务城市运转的职业形象已深入人心，但是在《报告》中所呈现的对歧视问题认知上，公众与骑手之间存在显著落差。

雨中送餐的骑手。 潮新闻记者 黄伟芬 摄

在公众问卷中，仅有19.69%的受访者认为社会对骑手存在“广泛歧视”，反观骑手群体，高达49.6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或普遍感受到社会的歧视”。

差距揭示了公众对骑手实际处境存在一定的感知盲区。调研中，我们发现构成骑手群体真实的“隐形压力”来自日常性的不尊重和边缘化体验，往往体现在细微场景中：如被小区和商场拒之门外、用户不理解、网上个别歧视性言论等。

江苏南通骑手蒋茂钊刚开始跑单是瞒着家里人的，他记得有一次送餐的时候，差点碰到熟人，连忙躲起来，“说到底还是怕别人瞧不起。但是等我的收入慢慢上来了，每个月能赚万把块钱，我觉得这个工作不比其他职业差，家里人知道后，说只要是靠双手赚钱，没什么丢人的。”

杭州骑手王党辉举过送餐途中的一个例子，有的小区明明允许骑手进入，保安却会设置“障碍”，“需要我们递个烟啥的才让进。”王党辉觉得这是对骑手职业的不尊重。

在公众视角中，这些现象常被视为个别事件或服务摩擦，未被上升为系统性偏见。

在袁哲看来，这种认知错位可能会导致公众对骑手的职业尊严问题缺乏共情，难以形成支持性舆论环境。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容易忽视骑手的社会融入与权益保障需求，导致制度设计与实际困境脱节两方面问题。

“虽然社会公众与骑手在职业价值的正面认知上已达成基本共识，但公众对骑手所感受到的社会偏见和结构性歧视仍严重低估。未来需加强骑手真实工作场景的传播，推动公众从‘看见服务’走向‘理解劳动’，真正实现对这一群体的尊重与包容。”袁哲说。

从《报告》来看，对骑手所面临社会问题的觉察方面会受到教育水平的影响。比如在“社会对骑手是否存在广泛歧视”这一问题上，小学学历的公众中仅有9.03%认为存在普遍歧视，而到了本科、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这一比例上升至超过23%。

这种递进式增长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超越日常接触的表层互动，识别出隐藏在服务关系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因此袁哲在《报告》中建议，要真正提升骑手的职业尊严，除了完善政策保障外，还需通过教育普及和公共传播，增强全社会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面临结构性挑战的认知深度与共情广度。

拆除认知围栏，从“理解”到“弥合”

事实上，不管是公众还是骑手，关于塑造骑手职业认知方面，均离不开网络新闻，《报告》显示约一半（50.08%）的骑手通过网络了解其他地区同行的工作状况及具有代表性的先进事迹。在公众端，53.16%的受访者表示其认知主要来自网上有关骑手的新闻报道。

由此可见，网络平台已成为骑手与公众共同的信息交汇点，是塑造骑手职业形象的核心场域之一。为此，潮新闻和“传播大脑”搜集了2020年至2025年间全网有关外卖骑手的舆情数据，梳理了公众与媒体对外卖骑手职业认知的演变路径。

《报告》显示，随着骑手行业的社会形象、群体行为与制度环境发生显著且积极的变化，在2020年至2025年间，关于骑手群体的社会评价与行业趋势经历了从“效率优先”向“人本关怀”的转变。

比如在形象建构上，2020年开始骑手作为“城市摆渡人”被塑造为“逆行者”，媒介形象达到道德高点，正面舆情激增。当年2月份，“网约配送员”成为新职业类别，进一步从制度层面赋予其职业认同。

12月16日，美团骑手李洪双送单途中成功救助心跳骤停者被授予“先锋骑手”称号和2000元奖金。 潮新闻记者 张孙超 摄

2022年开始，随着《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等政策文件密集出台，媒体叙事转向政策解读与解决方案。同时，彭清林等骑手见义勇为的个案持续强化正面形象，促使公众关注点更深地锚定在社保、劳动关系认定等制度性保障上。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对外卖配送员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长、社会保障等作出系统性规范，标志着舆论、政策逐渐聚焦于骑手长期发展与社会融入，对其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应享有的完整权利、可持续职业路径及社会融入的深度关切。

《报告》多维度呈现了骑手职业复杂的现实图景，他们是积极适应并利用规则谋生的劳动者，但收获社会尊重的同时依旧存在着广泛而细微的歧视和刺痛。

当每一个社会成员跨越自身的信息茧房，去倾听、去看见真实的骑手群体，建立起真实理解基础上的尊重，将真正支撑起这个维系城市运转的职业走向更公平、更有尊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