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工人被机器取代的遭遇，或许正是脑力劳动者的未来｜许怡 一席第1141位讲者

许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技术进步未必能带来劳动者的解放，也未必能直接创造一个更进步、更文明、更平等的社会。如果我们希望技术发展的目标是服务全人类，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工具，那么解决方案就不能只盯着技术本身，而应该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等多个维度着手。

技术的迷思

2026.03.22 广州

大家好，我是许怡，来自中山大学。我是一名社会学学者，研究领域是劳动社会学。

我的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我小时候在深圳长大，确切地说是在深圳的关外。

深圳的关外，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工业区。那时候我生活的小区，距离最近的工业区只隔了一条马路。虽然我们距离很近，但是我和这些年龄相仿的打工仔、打工妹，仿佛是生活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的两条平行线，没有任何交集。

同样是十六七岁的年纪，我和我的同学们在明亮干净的教室里奋发学习，备战高考，畅想美好的未来。而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却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像螺丝钉一样做着非常重复、简单，并且薪资微薄的工作。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天我从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深圳一家玩具厂发生大火，夺走了80多条年轻的生命。那时候我感到非常痛心。

但我没有想到，十多年之后我认识了一位火灾的幸存者。她叫小英，在火灾中受了重伤，落下了残疾，却没有就此沉沦。回到老家后，她成立了一家公益机构，专门为外出打工者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我被小英的励志经历深深打动。

硕士毕业之后，我在一家国际发展组织担任项目干事。工作期间，我经常走访城中村和工业区，和当地工作人员一起探访建筑工地，也去医院探望受工伤的工人。

我和一些工人成了朋友，那时候我觉得我和他们不再是平行线了。他们不再是笼统的群体形象，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我看到了他们的迷茫，他们的挣扎，也看到了他们的坚韧。

我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2010年，知名代工厂富士康接连发生十几起工人跳楼事件。恰好当时我有机会参与了一项社会学调研。我们利用暑假前往深圳富士康的两个园区开展调研。结果发现，富士康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工厂里充斥着惩罚与训斥，工人们每天都要承受超长工时的工作。

▲ 图源网络

我们发现，富士康采取这种严苛的管理方式和富士康的主要客户苹果公司密不可分。因为苹果公司采用“即时生产”模式，也就是说，在生产前夕公司需要预估市场销量。

前几年苹果手机十分火爆，购买手机需要在网上预约排队，因此他们可以先统计销量，再把订单发包给代工厂。因为这时候临近发售，所以代工厂便让工人没日没夜地加班赶工。工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劳动强度与心理压力。

我们把这些发现集结成书，也联系媒体进行报道。后来在多方压力下，苹果公司承诺敦促供应商改善劳动条件，富士康也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

那时候我意识到无论是从事公益行业，还是做社会学研究，都可以为改善这个群体的处境做些事情。

“机器换人”背后意味着什么？

2015年，我开始关注制造业的“机器换人”现象。对于这个现象，我听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

来自媒体的声音几乎千篇一律地强调机器换人带来的好处。他们说，机器换人实现了减员增效，提高了生产效率，提升了产品品质，还带动了产业升级。

但后来通过与工人访谈，我才看到“减员”这两个简单的字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位汽配厂的工人告诉我，他们工厂正在大量引进工业机器人。一条流水线原本有十几名工人，现在大约三分之二的岗位被削减，被取代的工人只能自谋出路。

与此同时，我也找到机会进入一些工厂实地参观。当然，这类参观都比较官方。工厂管理者告诉我的情况和工人告诉我的截然相反。

那么，机器换人对工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几种说法各不相同，于是我决定亲自进厂当工人，亲眼看一看。

▲ 两家工厂的招聘信息

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十几年前我还在读博士时就想过进厂当工人，可那时候工厂对用工年龄要求很严格，必须在25岁以下。我读博士时已经超过25岁了。

没想到十几年后，当我开始做这项研究时，我又不超龄了。因为农民工群体老龄化，制造业很难再用同样低的薪资招到足够的工人，所以工厂不得不放宽用工年龄要求。

应聘的时候，我找了一位大三学生和我一起去应聘。我明显感受到我和学生受到了区别对待。我们去第一家工厂时，两个人都顺利被录用。可到了第二家工厂，招聘人员看完我的身份证说：你的年龄偏大，我得先请示一下领导。而我的学生才20岁，是女生，属于工厂最青睐的一类劳动力。招聘人员见到她就说：看你很顺眼，体检完就来报到吧。

但他也没有放弃我这个“次优”劳动力，转手把我推荐到隔壁的兄弟工厂，那是一家冰箱厂，说那里用工年龄限制更宽松。

于是我和学生先一起进入一家家具厂工作，之后又进入同一家电集团下属的两家工厂。我们在工厂的岗位都是普工，每天工作10到11个小时。

我在第一家工厂的工作是清洁家具的一个部件，这个部件大约重10斤，一天产量200到300件，相当于我每天要举铁200多次，一天下来经常腰酸背痛。

▲ 家具厂

我在第二家工厂的工作是给冰箱内胆插线，就像插网线接口一样简单的操作，可每天要重复一两千次，一天下来手指都磨破了。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家工厂对工作时间的管理：每天工作的11个小时里，工人如果要上厕所必须向组长打报告，等组长找到顶替岗位的工人后才能离开，因为流水线不会停止。

吃过午饭，下午有7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其中只有8分钟茶歇。8分钟根本无法真正休息，因为工人要做两件事：一是上厕所，有时还需要排队；二是吃工厂发的一个面包。连续工作7个小时非常累，必须吃点东西补充体力。

后来我看到一些文章说工人群体肾结石发病率较高，我一下子就能理解原因：如果没有如厕自由，工人只能少喝水或者忍着不喝水。

不管怎样，我终于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工人与机器的互动，并且得出了三个观察发现，这些发现和外界宣传的并不一致。

发现1：机器不一定能让工人的工作变轻松。

工厂里通常会保留一部分人工生产线，再对部分生产线进行自动化改造。大家可以看这两个示意图。

▲ 人工生产线（上图）与自动化生产线（下图）对比

传统人工生产线虽然流水线速度较快，但工人之间可以相互协作、帮忙。比如，我作为新手刚上岗时动作很慢，旁边的熟练工人看不过去就常常会搭把手。

但在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人和机器一起作业，管理层通常会把机器节拍设置得很快，工人必须全力以赴才能跟上节奏，而且身边没有工友帮忙，你的“工友”就是机器，所以工作未必变得轻松。

发现2：技术升级未必带来工人技能的提升，甚至造成去技能化的结果。

在第一家家具厂，我看到一个岗位叫自动化操作工，这个岗位听起来很“高大上”，进厂要接受一周培训，工资待遇也比普工稍高一些。但观察后我发现，这个岗位的实际工作只是给机器上下件、固定工件，做一些非常简单的组装工作，没有什么实际技术含量。

还有一种更直接的去技能化。有些工人原本在工厂从事技术类操作，比如焊接、抛光、打磨，这些工作都需要熟练技巧。可机器到来后，他们被降级为给机器打下手的帮工，工资和补贴也随之降低。

发现3：机器未必能改善工作条件、提升职业安全。

理论上，机器可以协助工人完成有害、危险的作业，但实际应用中通常并非如此。我看到很多工厂引进工业机器人后，并没有给机器安装防护设备，可能是老板不想投入过高成本，也可能是缺乏安全意识。

▲ 装配了防护装置（黄色部分）的机器人（图源网络）

我工作的这家家具厂，有好几台重型搬运机器人，却都没有安装防护装置，这给工人带来了额外的职业伤害风险。我听说过两起事故，一次是技术人员调试机器时被打伤，另一次是自动化操作员操作时被打伤。

我的这些观察发现说明一个问题：技术升级，未必能直接带来劳动升级。劳动升级无法单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还需要配套一系列管理与制度层面的设计，也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投入更多资源。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制造业只实现了技术升级，并没有实现劳动升级。

破除“机器迷思”

结束这一轮调研后，仍有一些困惑萦绕在我心头。这种对资本有利、对工人未必有利的机器换人，为什么会成为主流的技术选择？外界一直宣扬机器能提升效率、提升品质，但机器真的有这么好用吗？我想验证一个假设：人相对于机器依然有独特的价值。

第二年，我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入一家足球厂调研。我获得了管理者的许可，可以自由进出车间，而且只要不影响工人工作就能一边看他们干活、一边聊天。工人们也很乐意，因为这是“带薪聊天”，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经历，他们很开心。

通过在这家足球厂的田野观察，我发现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看法——机器生产速度的比工人更快、机器生产品质比工人更高、机器生产效率比工人更稳定——与其说是基于客观事实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一种“机器迷思”。

迷思1：机器生产速度一定比工人更快吗？

我对比了足球厂的两个工序，分别测算机器生产和人工生产所需的时间，结果发现熟练工人的速度和机器相当，有时甚至比机器更快。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一位做折边工序的女工时，她很惊讶，因为在她的认知里机器应该比人快。她还会帮机器找理由：人会累，累了就做得慢，机器不会累，所以机器还是更快。

顺着她的说法，我又在不同时段，包括午饭后、下班前这些容易疲劳的时段，测算她的工作速度，结果发现她的速度非常稳定，几乎不受疲劳程度影响。

既然工人有时能比机器做得更快，为什么老板还是想全面用机器取代工人？我想原因在于资本固然追求效率但更看重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熟练工人虽然速度快，但一旦出现工人的流失，生产进度就变得不可控。

所以资本追求的不只是效率，还有稳定性，以及对生产全过程的掌控。简单来说就是机器比工人更可控。

迷思2：机器生产的品质一定更高吗？

至少在足球厂这个案例里，答案是否定的。足球需要用一片片非常柔软的球片经过刷胶、涂胶等一系列工序后拼接而成。机器非常不擅长处理这类柔软、有粘性的材料，经常出现抓取失误、压坏球片、涂胶不均匀等问题，不良率很高。而且机器无法自行识别不良品，出现次品最终还是要靠工人补救。

迷思3：机器生产效率一定比工人更稳定吗？

我们常常觉得机器很稳定，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转。但现实情况是机器经常报警，时不时出现故障，严重时还会导致整条生产线停工。我在工厂做了大量记录和观察：分拣工站在14:20到14:35的十五分钟内发生了10次异常，其中三四次报警，六七次未报警的失误，包括漏抓、卡料、摆放错位等。

以上是我在工厂发现的三个机器迷思，我相信现实生活中还有更多机器迷思、技术迷思等待人们去发现。

破除机器迷思并不是要否定技术进步，而是提醒大家机器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比人类更优越。我们看到的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品质改善，绝不仅仅是机器的功劳，而是人与机器相互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

被构建的“机器霸权”

我作为一个外来观察者都能看到机器的诸多不足，工人们天天和机器打交道，难道他们看不到吗？如果看得到，为什么大部分工人还是接受“机器比人好”的观念？我提出了“机器霸权”这个概念来解释这个问题。

机器霸权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机器在生产中占据中心地位。现在很多工厂的生产流程都围绕机器系统设置，包括岗位配置、人员分工、工作节拍等等。即便工人对这套系统不满意，或是发现了问题，表面上也必须服从这套系统的安排。

第二个层面是机器在观念上垄断了人们的认知。因为外界一直在宣传机器有多优越，国家产业政策也大力鼓励发展先进制造业，工人们也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认知，认为机器是先进的，机器比自己更好。这种认知会让工人逐渐让渡自身的主体性，越来越驯服于机器。

因此，这种机器霸权的治理模式比以往任何一种资本控制工人的手段都更精妙、更有效。工厂主不需要像当年富士康那样用专制方式管理工人，也不用费心分化工人。因为工人数量越来越少，在生产中的角色不断被边缘。

但我们也要意识到机器霸权的本质是社会建构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必然存在的。这种社会建构的属性意味着它并非一成不变、不可挑战。

我在工厂里，也观察到了工人挑战机器霸权的行为。比如刚才提到的分拣工站，工人们觉得这个工站不好用就直接把它停用了。停用之后，生产效率没有下降，工人的工作反而更轻松了，因为不用再给机器收拾烂摊子、弥补失误。

还有一个例子也发生在这家足球厂。一条运转稳定的产线上，原主管辞职了，管理层想从一线工人中提拔一位接任。可老板问了一圈，所有人都拒绝晋升。

我当时很诧异，升职加薪难道不是打工人的心愿吗？为什么工人会拒绝？我去问其中一位工人，他解释说：管理这些机器压力太大了。之前只要产量没达标，主管就会被老板叫去骂，可机器产不出产量又不是员工的错。当组长每个月只多几百块钱，压力这么大，不值得。

从这个拒绝晋升的例子可以看出，资本一直轻视工人的贡献，最终也被自己的轻视所反噬，当他们想用人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站出来。

我想引用一位学者的话进一步阐释霸权的本质：霸权统治是一个开放的、充满争夺的、在历史中不断变迁的过程，但霸权永远无法完全包容或耗尽所有人类的实践、能量与意图。作为反霸权文化，抵抗始终是可能的，因为霸权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形成过程，它必然会受到被支配者的挑战。

洪流中的劳动者

很多人会关心，机器普及之后，被机器取代的工人去了哪里？总结下来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工人去一家自动化程度较低的工厂，但这类岗位势必会越来越少。第二种，工人回老家，种地、做小生意，但可以想见这类选择收入较低，而且不稳定。第三种，工人流向服务业，送外卖、开网约车，或者做护工。

几年前，我坐网约车时遇到了何师傅，聊起来才发现，他是我之前调研过的一家汽配厂的前员工，因为机器换人被“优化”下岗。离职前他已经做到基层管理者，收入不错。下岗后留在当地开网约车。

那一年网约车收入还可以，不像现在这么内卷，所以他对工作还算满意。他说开网约车不像在工厂里受那么多约束，更灵活自由。但是我问他如果能选择是想留在工厂还是开网约车。他说想留在工厂，至少工作更稳定。

过去很多年里，服务业和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从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

但未来这些行业还能继续为技术进步淘汰的劳动力兜底吗？我对此深表怀疑。一方面因为平台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就业已经趋于饱和。

另一方面各行各业都在发展无人化技术，比如运输业，无人驾驶技术越来越成熟。何师傅工作的区域已经有大量无人出租车投入商业化运营。再比如外卖行业，我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无人配送车、机器人外卖员也已经出现。

▲ 在深圳试运营的无人驾驶网约车（图源网络）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AI时代，即将迎来具身智能发展的浪潮。刚才我讲的工厂工人的遭遇，大家可能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但他们的经历或许就是我们脑力劳动者未来几年里遭遇的预演。

如何捍卫人的主体性？

我们看到技术一路高歌猛进，我们能做些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捍卫人类的劳动价值与主体性。可该如何捍卫？我认为，我们需要一套更完整、更具社会性的应对方案。

这里我介绍四种具有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应对策略。

前两种策略属于长远的制度变革。第一种策略是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方案的出发点是假设未来技术高度发展，社会无法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那么国家需要从再分配层面入手为民众提供人人可享的基本收入作为保障。

但这个方案存在一个问题，它没有挑战资本对生产资料和技术所有权的控制。如果不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发放基本收入的财政资金从何而来？

这就需要结合第二种策略，技术共产主义。以AI技术为例，我们现在觉得AI很好用，是因为科技公司训练AI所用的语料与素材其实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每个人在互联网上贡献的数据也被用来“投喂”AI。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术共享有其合理性。

后两种策略是我们作为劳动者、社会公民可以参与的。一种是发展多样化、民主化的技术。我们要警惕单一、巨型的技术。如果你是研发人员，可以探索以人为本、更适合当地社会与自然条件的适宜技术。

AI这类技术虽然能大幅提升效率，但考虑到我国仍是人口大国，如何平衡技术发展与就业的关系就变得尤为关键。

最后一种策略是建立劳动者与公民之间的团结机制。大家可能听说过几年前好莱坞编剧工会的罢工事件，编剧们通过集体行动获得了社会各界支持，与影视公司集体谈判后，促成影视公司签订协议，明确禁止利用AI取代编剧。

▲ 图源网络

我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胜利，只有依靠集体力量才有可能推动制度层面的改变，共同抵御资本与技术带来的威胁。

最后我想说，技术进步未必能带来劳动者的解放，也未必能直接创造一个更进步、更文明、更平等的社会。如果我们希望技术发展的目标是服务全人类，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工具，那么解决方案就不能只盯着技术本身，而应该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等多个维度着手。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剪辑丨Cha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