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就业退潮最终由大学生承受——资深HR：从业三十年，没见过这么凶险的局面

7月15日，中国官方公布最新一期失业率数字。在6月，18-24岁青年失业率进一步攀升，从18.4%迅速爬升，来到19.4%的历史高位；与之相反，25-59岁的主体人口失业率，反而从5.1%回落到4.5%，基本回到本轮疫情前水平。

过去3年数据显示出一个规律：总体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18-24岁青年失业率就会上升4%个百分点，更会让额外10%的应届毕业生失去饭碗。由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承担经济下行的代价，似乎已成为了“客观规律”。

反差的数据还有很多。长期追踪毕业生薪资数据的智联招聘，5月发布报告称2022年已签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只有6507元人民币，比前一年跌了12个百分点。同一家机构针对全年龄白领员工的调查却显示：员工薪资在一、二、三线城市都有0.5-3%不等的增幅。

艰难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年轻人身上。长达2个月的封控结束后，大量企业濒临倒闭，人们预想中的“集体开润”没有发生，反而是各区房屋租金以每月5-15%的幅度疯涨，挤压着年轻人微薄的收入。社交媒体上每天都有人抱怨：疫情防控之下自己没钱了。但上半年全国居民存款金额却增加了10.33万亿元。

Jessie 今年7月刚刚退休，此前她是一家外资餐饮集团的区域人事总监。“我做 HR 30多年了，企业、猎头、中资、外资、地产、工厂、造船、学校、保险、餐饮都做过。从来没有见过今年这么凶险的就业局面。”她说。

Jessie所在的企业，每年都会招收一部分管培生。“前几个月要下餐厅，工资水平也比较低，所以过去我们校招的主要目标都是普通本一。”Jessie说：“2015，2016年的时候，外企工资越开越低，他们（毕业生）已经不理我们了；比较优秀的毕业生也会先选欧莱雅、宝洁，或者百威这样洋气一点的公司。” 据Jessie介绍，到今年发出的Offer几乎清一色来自 QS100 和985高校。

Jessie说，最让她感慨的是就业市场上的学历贬值。“我自己做HR知道学历很重要。学历影响你第一份job，第一份工作又给大部分人的事业轨迹定调。所以我女儿之前不想读研究生，我和她大吵一架。但那时候（2015年）你读个硕士回来，立竿见影工资4000变7000。如果本科学历差的话，有个名校的硕士基本上五百强企业面试初筛是没问题的。”Jessie说：“但（根据今年的招聘情况），两年前你宁波大学进来没问题，现在你宁大本科+浙大硕士都会因为第一学历被卡，等于这两年研究生白读了。”

“之前看新闻说亚非拉有些国家通货膨胀，大家拿着钱出去抢米抢面包，还觉得它们不识大体，方便奸商投机倒把。” Jessie说：“现在发现就业升学带来的恐慌一样，就算读研两年之后工作不好找，学历也通胀了，大家还是会拼命去考研考博，怕自己落下，学历通胀就更严重。”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共有1076万本科毕业生，相比10年前的608万扩充将近一倍；至于硕士研究生录取数，则在不到5年时间便翻一番来到110.2万人。与之相对，中国每年新增人口数量则在过去几年跌至1000万的新低，按照现行50%的分流目标，届时大学毕业生数量会如同过山车一般，迅速回落到300-400万人的区间。

“会不会意味目前大学生失业是短期问题，长期还是会舒缓的？”歪脑记者问。Jessie并不认同这样的判断：“这是一个长期趋势，需要10年以上时间就业市场才会回到供不应求的状态，但大学生再怎么啃老，也不可能靠家里之城这么久。”

Jessie接着说：“很上进不断等待机会的人是有，但大部分学生进入社会后就会适应第一份工作的节奏，之后很难改了；这也是很多企业招管培生都只要应届生的原因。第一份工作不理想，之后想翻身很难的。”

歪脑记者提及美国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危机时进入职场的大学生，终其一生收入都会比自己的学长姐低10%-20%”。Jessie打断说：“不用说到美国那么远，文革时候被拖去上山下乡的老三级，有多少人是善终的？”

Sharon 2020年辞去了自己在二线互联网企业的业务工作，回到北京的母校做辅导员。“我当时嗅到互联网发展有些到头了，加上三天两头需要往内蒙跑，就动了回学校的念头，”Sharon说当时自己进到面试现场的时候，差点哇一声哭了出来：一份辅导员工作，来竞争的不仅有拿国奖的同学，还有一看就和面试官熟得不得了的应届生。

千军万马过了独木桥，Sharon没迎来想象中的“躺平生活”。“过去跑业务的时候累的是劳其筋骨，恶其体肤；等做了这份工作是精神折磨。”Sharon说，“一开始，我很热情想帮他们找到属意的工作，但发现自己几年前的经验完全不灵了；好人没当成，学校就要求辅导员在‘去向调查’上施压学生，转眼就要做坏人。”

“我自己关系很好的一个学妹（下称K），大二暑假的时候已经拿到网易有道的实习，大三那年在字节工作时，带教职员基本上明示她可以留下来转全职。”Sharon介绍说：“所以等到她今年春招拿到某一线电商公司的offer后，我就建议她尽快拒掉剩下的offer，给自己留个好印象，也给别的同学留下机会。但没想到上海疫情之后，就被毁约了。”

Sharon不愿意谈及K的现况，不断强调自己好心办坏事。“我也有关注新闻，看到国家对互联网行业政策在放宽，觉得今年它们应该会多招一些人。但实在没想到疫情的影响会那么严重。” Sharon说：“现在看到仅存的一些内推消息都会先给K，但她没有再回复过我了。”

除了K被毁约，Sharon又一次意识到就业形势严峻，源于她4月协助自己的“师兄师姐”（注：负责大四年级的辅导员同事）“统计”学生毕业去向。在内地大学，学生就业率是评核大学学生工作的“硬指标”。

提到自己的工作，Sharon说自己和“师姐”通常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逼学生在去向调查上造假。“师姐她们比较有权威，真的会拿卡政审、卡档案之类的事来威胁，我们主要就负责安抚学生。” Sharon说：“其实签协议或者报灵活就业对她们来说没什么损失，纯粹是卖给学校一个面子。但今年他们真的都是惊弓之鸟，害怕协议签下去应届生身份就没了，不能考公或者在大城市落户。”

大飞2015年本科毕业，那年李克强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概念，鼓励全民，尤其是大学生加入创业潮。大飞看到了机会，但囊中羞涩，加上“没有尽力一搏的勇气”，于是选择加入当时风口正盛的风险投资（VC）基金，选择的是同样处在风口的“教育赛道”。

工作6年，他所在的基金同时获得一线教育企业和地方母基金的青睐，发展迅速；大飞本人也从最初的研究员，升职为投资总监。但去年7月公布的“双减政策”却令整个行业一夜间崩溃，最直接的反应是，大飞所在机构的微信公众号过去几乎每日更新，去年9月之后就只有一条孤零零的“七周年庆祝”图片。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很惨，但我自己早有预料。”大飞说：“做我们这一行本来就是要跟着国家政策和风向走，风向对的时候你能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现在政策变了，你也没有什么好怨言的。”大飞和记者炫耀说，自己在“双减”政策推出之前，其实已经被基金当作合伙人（编注：投资机构中的最高职位）对待了，之前的一些投资退出后他能够获得交易产生的股权收益，虽然没办法实现“财务自由”，但存款也够自己休息几年，加上北京上海和老家都有房子，“还愁什么呢，反正该赚的钱我早就赚够了。”

记者向他请教双减政策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时，大飞坦言说如今接近20%的青年失业率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教育行业的打击。“前段时间流行说做题家，其实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也没什么工作能力，只能教大家做题。国内适合高学历的工作本来就有限，现在把教育行业打掉，它们当然就只能去灵活就业开滴滴了。”但他也提到说：“如果你是4-5年前入职的老师，大多都培养了一些销售和运营功夫，过去几年行业扩张很快，他们升职的速度也比你们（指海外）快2-3倍，有了管理经验要跳槽到其他行业并不难。”

“其实从2019年开始，民营教育就已经有衰弱的趋势了，尤其是疫情爆发之后，各地线下培训大部分都停了好几个月，有经验的老师都趁着那个时候往体制内走。”大飞回答说，“剩下的也没办法，在中国这么卷的地方，如果不会看形势，那也是适者生存，被淘汰也没办法。”

小炜来自中国东部省份，四年前在外省985大学修毕硕士。会计专业的他原本已获得一家民营上市房企的高薪Offer；后来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家乡的公务员“省考”，一考即中专业对口的省直机关编制。

和众多民营房企一样，当初招录小炜的公司也陷入经营困难，过去12个月经历了两次大规模裁员整并。不过，小炜并没有想象中“劫后余生”的感慨：“即使我在房企做财务，也可以跳槽的，公务员虽然稳定，离家人朋友近，但几年下来少赚了60多万，有得必有失。”

他表示不理解如今毕业生对体制内工作的痴迷，认为有很多“不适合体制内”的人盲目考公，只是在浪费时间。“我看有些人在小红书上收藏什么《人民日报》高级词汇：不要说“形成了”，要说“拓宽阳光大道”，然后用在自己的申论里，我都觉得尴尬。”小炜说：“我自己其实一直以来挺‘反贼’的，但是懂共产党那套政治逻辑，高考和考研政治都拿高分，申论也很简单。那些小朋友找不到工作来考公，感动自己，给自己洗脑说体制内从说话到办事都高大上，实际上我们对这些套话都烦死了。”

小炜所在的省区，过去4年平均录得6.5%经济成长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今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依然比小炜当年，上升了65%。“我觉得你不适合做公务员，可以试下其他的工作，经济再差也不至于完全没饭吃。或者不要好高骛远想拼选调，进省直机关，基层要混其实也混得开。”他说。

受经济下行影响，今年上半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同比下跌12.7%，和“卖地收入”挂钩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更暴跌29.7%。地方政府支薪困难、已发奖金被追回的新闻屡见报端。无独有偶，小炜所在省份的省会和第三大城市，土地财政依赖度都超越了80%的警戒线，被问及是否担心财政困难影响自己时，小炜的回应颇为淡定。

“其实很多炒作的人对体制内不了解，以为是铁板一块，但实际上是像包菜，核心圈子和外围的待遇是不同的。”小炜解释说：“解放军和省直、市直机关的公务员这些就是菜芯，这三四年就是正常过日子，没听说有什么影响；网上很多人说疫情折腾公务员，其实也就是（本地）有疫情爆发的时候会限制出市，然后机关里面开会、做文件比较多，穿防护衣下基层和我们关系也不大。”

“再往外一级就是社区街道这些基层部门，还有学校老师这些完全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确实比较辛苦。但这几年党建工作下基层，加上疫情后越来越重视网格管理，所以他们只会累一些，但收入还是有保证的”。小炜说：“但是医院、报社这些原本就要自负盈亏的就比较惨了。比如这两年的医保拨款一直在减，医生待遇变差，很多时候开不了贵的药还要被患者家属骂。负责帮政府投资做白手套的城投企业原本待遇很好，每年奖金都发四五个月，现在也只有基本工资了。”

“你去看历史，90年代下岗潮损失的都是工人，有几个厂长最后混得差的。公务员只占体制内十分之一，省直机关公务员只占公务员百分之一。接下去为了省钱，之后肯定会有人下岗，但肯定不是我们。”小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