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开往上海的卡车：4000公里路，与一个女性司机的32年｜端传媒 Initium Media

她在车里煮面条，就著咸菜吃了一顿。需要方便时，就把塑料袋套在折叠塑料盆里，等到能够离开再一起处理。她也不敢开空调，不知道病毒会不会通过空调传到驾驶室里。在车里除了睡觉，什么事也不能做，听说过几天上海要开始静默，谢琳心里著急。又想，被关了这么久的上海居民们，又该有多绝望？如果有机会离开上海，她就不想再回来了，「在上海，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

静默：5月初，上海多区宣布进入「静默期」/实行静默管理，各区对「静默」并没有统一的解释，一般要求暂停物资配送、居民足不出户。

谢琳今年52岁，安徽淮北人，驾驶卡车32年，独自驾驶卡车13年。她的卡车是一辆宽3米、全长约22米的重型低平板半挂车。

七天之前，她载著30吨由核桃、红枣、枸杞等干果组成的抗疫物资，从新疆抵达上海。街道空空荡荡，不少卡车安静地停在路边，叫谢琳有点心慌。自3月28日起，这座拥有2500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因疫情已封城月余。当局严格执行「动态清零」计划，市民缺乏食物，非确诊病人因被拒诊而病逝的新闻屡见不鲜。

快要到达目的地时，导航突然失灵，领著谢琳在街上来回打转了两个小时。谢琳联系负责对接的人，一个卸货仓库师傅给谢琳指了路，又告诉她：「我们街道被封了之后，导航就不再管用了。」

第二天谢琳接到一个从上海到合肥的运单。在仓库装货需要在卡车车门贴上封条，驾驶员不允许下车。外头下著大雨，谢琳见装货工人没有给货物盖上雨布，急得大喊。可她在驾驶室嗓子都喊哑了，工人们还是没有听见。谢琳只好在驶离仓库后，自己冒雨把雨布盖上。

开到合肥，在入城卡口检查站给卡车做消杀，谢琳下车做抗原、核酸检查，然后在路边等待接收货物的企业负责人带著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书来接她。疫情期间实行点对点责任制，企业负责人需要签署防疫承诺书，承诺「全程负责监管车辆和驾驶员，卸货之后护送车辆、驾驶员原路驶离市区」。等待的时候，谢琳凭核酸单子领到一瓶水和一碗方便面。可以下车，又有方便面，她十分满足。

怕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谢琳想撕掉在上海被贴上的封条，可封条不知用什么胶水粘上的，无论怎么使劲都撕不下来。

从合肥返回上海，谢琳路过江苏一个服务区，看到有个牌子写著可以做核酸检测，她跑过去，结果做核酸的人冲她喊：「赶快走赶快走，不能给你做核酸，你是从上海来的。」

即便有一些挫折，谢琳认为这几天十分顺利。之后她又拉了一趟货到南京，没想到再次返回上海，却被封在了路上。

谢琳把手机上的通行证递给警察，上面显示还有几天有效期。警察不看她的手机，说他们的系统里没有看到这台车的通行证，所以她只能停在这里。

卡车司机要有政府派发的通行证才被允许在上海市内行驶。谢琳有两位朋友由于通行证到期，只好离开上海，但大多数地方不允许经过上海的车辆驶下高速。两人无处可去，无奈找了一个高速公路桥洞生活，烧火做饭，偶尔翻过栏杆偷摘一点老农的青菜。

警察不允许谢琳下车。谢琳问：车没有通行证不能离开，人为什么也不能下车呢？警察回答说她去过南京，不是14天都待在上海，所以不能下车。

她感到委屈，她是一个卡车司机，在城市间来回运输的也是政府物资：食物、方舱的小隔间、临时核酸检查站等等。如果要14天都待在上海，那怎么运送物资呢？和封城月余、仍每日新增数千病例的上海相比，没有新增病例的南京为什么危险呢？

来上海前，朋友劝谢琳，说上海没有吃没有喝，比她想象的要困难一百倍。那时谢琳正运货从杭州开往新疆，连著接到好几个来自上海的电话，卡友、记者都劝她再认真考虑。

大部分在上海的司机领不到发放给当地居民的物资。封城期间商铺停业，找不到食物，有的司机就用渔网在河里捕鱼吃，喝消防栓里的水。没有地方住，司机就把锅碗、被褥搬进卡车货箱，吃住在货箱里。还有的司机被在车门上贴了封条，封在驾驶室里禁止下车。

在此之前，谢琳就有去上海的打算。她邀请几位80后司机朋友同行，但被拒绝，他们认为去了上海就很难离开，没有地方待见疫区出来的人。如果在上海被隔离，没有吃没有喝，把司机关在车里，连人权都没有，也挣不到钱。还劝谢琳，她50多岁，假如感染了连照顾的人都没有。谢琳的公司也明文规定，去过上海的司机，上海疫情结束往后的一个月都禁止来公司。她便打消了念头。

「作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和货车司机，我深知：如果将抗疫看成是主战场，那么物流就是这场抗疫战争的补给线，能否及时、充足的将各种物资及生活用品等运向抗疫一线，关乎抗疫战争的胜利，因此我向党组织请缨，自愿积极参与疫情期间的物资运输保障工作，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嘱托。」

谢琳没有印泥，问遍整个服务区连一支口红都没借到，她只好拿针把手指头扎几个口子，在《请战书》上印了个血指印，拍照发给工会，工会高度赞扬了她的带头榜样作用。

后来她听说有个朋友从云南运包心菜到上海，中午运到，隔天傍晚才有人卸货，包心菜的外层已经开始腐坏。谢琳也犹豫，去上海究竟值不值得？但《请战书》上白纸黑字已经写好了，还打退堂鼓怎么行呢？今年市里的劳动模范奖章也颁给了她，「不去对不起这份荣誉，无论怎么艰苦都要去。」

谢琳准备了10公斤面粉，15公斤大米，3把面条，10只新疆馕饼，1公斤碎馕，1颗大白菜，几根黄瓜，蚕豆酱、黄豆酱、老干妈、豆腐乳各1瓶，还有萝卜干和榨菜。这些食物足够她一个人吃两个月，肉就不吃。

她还准备了5大桶矿泉水，2大桶自来水，车上还有800公斤用来给轮胎降温的地下水，可以用来洗脸洗菜。谢琳平时用一只烧瓦斯气罐的小锅煮面条，她买了3个瓦斯气罐，足够烧半个月。她不放心，又买了一个大铁锅，如果烧完瓦斯气罐，就找两块砖把铁锅架起来，捡一些树枝生火煮饭。不行她还可以抓鱼吃。谢琳抓鱼很有一手，她车上有一种叫做四六子的渔网，撒到河里插一根杆子固定住，等半小时拉起来，鱼就在那里了。

假如被封在驾驶室里不能下车使用厕所，谢琳也有准备。她有一只折叠的塑料盆，又买了一沓她称之为「方便袋」的塑料袋，如厕时就把「方便袋」套在折叠小盆上。疫情以来谢琳已经被贴过数次封条，她很有经验：中号塑料袋最合适，并且要买贵的，便宜的太薄很容易被扯破。

这次去了上海，谢琳打算等上海疫情彻底结束了再离开，否则到别的地方要集中隔离14天，交几百元一天的隔离费。或者开回安徽老家，那里还允许本地牌照的车辆下高速，她计划开到一个没有人的开发区，找一条断头路自我隔离14天。在那里起码离家不远，想吃饺子就打电话让家人送来，放到卡车大板的尾巴上，等他们离开她再去拿。

谢琳计划好了，从杭州运货到达乌鲁木齐之后，再载著30吨抗疫物资，花四天四夜，开4000公里去上海。

在乌鲁木齐装好30吨干果，已经是凌晨1点，外头下著雨，谢琳盖完雨布被淋得浑身湿透。她立即出发，3点40分到小草湖服务区睡下。卡车进出新疆都需要经过严格安检，谢琳有次排队做核酸排到凌晨3点。排队安检实在让她疲惫，导致不小心睡过头，早上7点多才醒来。虽然满打满算才睡了4小时，但对谢琳来说已经算是奢侈。

她一般在夜里12点休息，早上5点起床，其余时间就是跑车，按照规定每4小时停下来休息20分钟。也有一次赶著运榴莲到北京，连著40小时没有睡觉。

谢琳总说自己不像一个女人，「女人要更柔美一些。」父母自小教导谢琳和她的三个弟弟，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哭，哭就要挨打。

这个行当难免遇上凶险的事。她刚开卡车时遇上打劫，同行的几位男性司机都是退伍军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谢琳想反抗，被劫匪像拎小鸡似的拎起来，一把撂到地上，她只好乖乖奉上身上的800块钱。

2012年谢琳和二弟在成都，有几个人拿著大砍刀来偷她的汽油。她的朋友金三之前在成都反抗偷油贼，被砍伤胳膊缝了好几针，花了两万多元。谢琳不敢下车，就从窗户往外喊：「兄弟啊，差不多就行啦，给我留一点。」结果他们真给留了一点，让她能开到加油站去。

为了保护财产，谢琳不得不更加坚强。在新疆搭乘出租车，下车时被司机拦住要她多付100块，她一脚把司机踹下车，反锁车门然后报警。在广州遇到偷油贼，她抄一把剪刀就追上去，她肯定小偷不敢大白天在城市里打她，假如他敢，她就用剪刀反击。

开车30来年，谢琳开过青藏高原几十公里的大坡，也开过东南亚车都倒不出来的小路。她常和路上遇到的年轻司机吹嘘：「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钢结构，就是琳姐拉去的。琳姐是谁？琳姐是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人。」

谢琳不但会开车，还会修车。三、四台车的车队跑青藏公路，从来都是谢琳押后阵，无论哪台车坏了都是找她修。谢琳很喜欢车：「无论我开哪一台车，我要先把它的发动机转速、油耗率这些习性摸清楚。我了解车，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

这一天的风很大。谢琳车头的「沪疆情深，同心抗疫」标语被刮掉一个角，在车子前头摆来摆去。走到两座大山中间的一个风口，碰上沙尘暴交通管制，停车将近1小时。等交通警察把路上的小沙堆铲掉，谢琳重新出发。高速路两边是沙漠，风一刮，黄沙被裹得漫天乱跑，眼前一片灰蒙。

晚餐熬了稀饭，放大米、绿豆、红枣和土豆块。吃完饭太阳还挂得蛮高，现在的季节，西边要晚上9点天色才会黑下来。风还是很大，车子被刮得乱晃。路边停了很多13米的卡车，司机们站在车顶拉雨布，但风大得拉也拉不住。

被困在上海没有饭吃只能钓鱼的，大多是短途卡车司机，从这个城市的码头跑到那个城市的码头，到哪里都有吃的。谢琳常年跑西北线，动辄是200公里无人区，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有准备。

2016年，她一个人开车从西藏阿里跑到拉萨，那里平均海拔高度4500米，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结果卡车发动机的涡轮增压泵坏了，停在了离城市400公里的地方，新零件要等4天才能送到。那次谢琳感冒又缺氧，非常虚弱，在夜里听见不远处有狼群叫唤，控制不住地想象狼群拍碎她车窗玻璃的画面。

车坏的第二天谢琳就喝完了所有的水。她拿矿泉水瓶盖接水喝，把每一个瓶子都翻出来，挨个滴了一遍。她到路上拦车，但是连一辆过路的车都没有，手机也早就没电关机了。谢琳说那是一种奄奄一息的孤独和绝望。

后来是一个武汉的摩托车队路过，她才活了下来。自此之后，谢琳无论去哪里，都在车上备著至少3桶10升装的矿泉水。

谢琳一直想要报答那个摩托车队。武汉疫情爆发时，谢琳立刻决定瞒着家人运送救援物资去武汉。她必须要去，武汉人对她有恩情。

前一天刮大风，谢琳12点钟就歇下了。第二天她计划4点钟起床，结果睡到了5点。开到甘肃，拨电话给认识的饭店老板，想托他买一些面条送到高速路口。没料到沿途服务区都不允许开店，老板已关店回老家了。

谢琳只好改变计划，让老家的亲戚买上食物，在她经过时送到高速路口给她。再带上两只轮胎和一箱瓦斯气罐。

轮胎和瓦斯气罐是给上海的司机朋友带的，朋友的卡车有两只轮胎都不太好了，但整个上海没有修车行营业，只能托谢琳带进来。再带几条香烟，两条分给朋友，两条备在车上，分给卸货仓库的工人师傅。现在一包10块钱的烟在上海已经涨到30块，还没有地方可买。她一个人开车，总要和装卸货师傅打好关系。

谢琳不是一开始就一个人开车的。以前和二弟跑同一辆车，后来二弟腿上有病痛，跑长途受不了，另请一位驾驶员需要管饭，每月支付一万元薪资，「你总共就挣这点钱，都给他了。」

下雪天她一个人挂防滑链。要下车把链子挂上车轮，然后上车往前开一点，再下车挂上另一段链子，再开一点。两个人一下子就能做完的事，谢琳在雪地里折腾了半个小时。

另外一次在新疆运哈密瓜，车轮陷到了沙子里，谢琳蹲在太阳底下挖车轮，一个人挖了一整天，挖到太阳下山，再挖到半夜，挖出的沙子堆成一个小坡。

谢琳总是一个人。她是1996年结的婚，别人问她丈夫从事什么职业，怎么不和她一起开卡车？她回答：「生物研究所所长，一份很好的工作。」

谢琳丈夫给煤矿打通风的井筒，工作轻松，每周只上班一天，月薪1500元。但他可以在地里蹲上三个小时，就为抓一只蛐蛐儿。谢琳说他是蛐蛐儿专家，听叫声就知道它战力如何。高峰时她家里养了100只蛐蛐儿，统统是什么白虎、黑将军。丈夫花费几个月悉心喂养培训它们，到时节了就带去斗蛐蛐儿，赌钱。赌输了还不起，债主就找谢琳要账。

谢琳的公公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婆婆喜欢打麻将，打麻将还输钱。谢琳一个人养家，她女儿把所有家庭开支列成单子，作业本8元，洗衣粉10元，等谢琳跑完车回家报销。

1998年谢琳怀孕，生育前两个月她还拉了一车煤到南京，交警都不忍心开她的罚单。产后两个月她就开始跑短途运输，中午奶涨得受不住了就挤出来放著，晚上回家喂给小孩。结果小孩吃了拉肚子。

2000年谢琳想要离婚。她丈夫经常和人打架，一次甚至拿刀子把别人的腿捅一个窟窿，谢琳总是八千、一万地替他赔钱。但那次丈夫跪在菩萨像前面忏悔，公婆也劝她多为小孩著想，就没能离成。一拖就拖到2014年，谢琳发现丈夫出轨，她觉得再不离婚自己会疯掉。丈夫和谢琳打官司，说卡车是夫妻共同财产，要她给10万元。法官问他你家卡车车牌号码多少？丈夫答不上来。谢琳胜诉。

离婚后谢琳什么都没拿，和女儿搬到市里租房子住。她劝女儿多去探望前夫，去的时候拿上谢琳从新疆带回红枣、茶叶，「那毕竟还是孩子的父亲。」

后来谢琳喜欢上捡石头，到大山、戈壁，总要挑选一颗美丽石头。有一次她一个人开车到山脚下，等了两天，等到天气预报里的暴雨，再等到暴雨停，去捡从山里被雨水冲出来的新石头。「我没有挑到一个如愿的伴侣，但上帝给了我别的恩赐。」谢琳宽慰自己。

这一趟从乌鲁木齐拉抗疫物资到上海，4000公里，运费一共22400元，减去13000元汽油、400元手续费，和一些杂费，净赚也就8000元。抗疫物资走高速公路不收费，但规定了路线并有时限要求。

按照规定路线，谢琳要在甘肃乌鞘岭翻过一片平均海拔3000米的大山。她开到大山里一个服务区时，是夜里12点钟，谢琳赶时间——她总是赶时间，打算再开54公里，到下一个服务区休息。她在离开服务区十几公里的地方，看到一辆卡车打著双闪停在路边。深夜大山里的高速公路寂静又空旷，谢琳决定停车帮忙。一位年轻的男性司机朝她跑过来，吃惊道：「你一个人开这么大的车？」他问谢琳有没有车用尿素，谢琳按原价给了他一桶。那位司机非常感谢，这种情况大多司机都不会停车，他本来已经做好准备在路边熬一整夜。

谢琳觉得自己的性格像父亲，父亲年轻时当兵，月薪五元但愿意借给朋友三十元。谢琳没什么钱，如果朋友找她借五千元而她只有三千，她会把所有钱都给那位朋友，再找别人借钱凑上另外两千。

她17岁开始工作，做过电焊工、过磅员、仓库保管员，后来实在喜欢开车，就决定做卡车司机。当时卡车司机很挣钱，她25岁时就自己买了5台卡车来运送煤炭，一度非常风光，但后来被合作的几个工厂拖欠款项，一共欠了70万元。谢琳说，那时候的70万能买到10间现在售价100多万的门面房。她挺著孕肚去当地水泥厂讨债，和她打交道的工厂负责人由于贪污被免职，新上任的老总叫保安来撵她，「谁欠你的你找谁要去，我不欠你的钱。」

去年她从新疆阿克苏运了一车哈密瓜到浙江嘉兴，快5000公里路程，光汽油钱就一万多元。到了地方，货主说瓜不够脆拒付运费。报了警，警察说这是经济纠纷，他们只管打架斗殴。22000元的运费谢琳一分也没有拿到。

谢琳也尝试过强硬态度。那次她要从新疆运西瓜到上海，正值新疆防疫封控，西瓜瓜农出不来，只好请别人来摘西瓜。结果请来的人不会挑瓜，一整车西瓜到上海已经熟过了，吃起来像棉花，卖不出去，货主要扣谢琳1万2千元。谢琳负责运西瓜，又不负责挑西瓜，她觉得自己一点错也没有。于是她到旁边的农贸市场买了一瓶敌敌畏（注：一种毒性很大的杀虫剂），「你敢不给钱我就喝敌敌畏，我看你以后生意怎么做，谁还来买你的瓜。」

以前她要还做生意时欠下的帐，还丈夫的赌债，养家糊口。2014年还完所有的钱，也离了婚。她和女儿搬到市里租房住，女儿说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才好，谢琳就贷款买了房。后来手头稍微松动，她又买了一台冷藏车，借出去和人合伙做生意，结果冷藏车运葡萄到兰州时出了事故，合伙人当场身亡。谢琳作为车主需要赔偿76万元，冷藏车也被法院扣下。她和保险公司打官司，如果败诉，就要自己支付赔偿。谢琳每次路过兰州都睡不著，夜里开车到事发地点去蹲著，想房贷，想76万元。和保险公司打官司怎么打得赢呢？谢琳不抱希望。

在乌鞘岭大山里睡了一夜，天亮又开始下雨，一下就是两天。雨天路上多交通事故，堵车就也多，一路上谢琳被堵得又困又累，实在不想开了，但又不得不开。

从乌鲁木齐到上海，谢琳每天开将近1000公里，路上不是风沙就是雨水。一是堵车难受，二是每逢雨天，谢琳腰里装著两块钢板的地方就酸酸地疼。

2008年谢琳从车上摔下来，两节腰椎粉碎性骨折，现在腰里还装著两块钢板。另一次她把左手手腕也摔得粉碎性骨折，又装进两颗钢钉。谢琳在老家有残疾人证，虽然没有领过任何补助。

用热水袋敷著腰能好受很多，但疫情期间要自觉防疫，她尽量不进服务区，就打不到热水。她车上有一个能烧热水的饮水机，可装的是饮用水，谢琳舍不得。

谢琳很能忍耐，或许因为从小母亲不许她哭。她摔断腰住院那会儿，同病房的病人都断了胳膊断了腿，只有她一个人断了腰，但整个病房就她最安静。谢琳隔壁床的男人被砍伤了腿，整天痛得大叫，谢琳威胁他，再叫就把他丢下楼，「我摔断腰难道不比你断腿疼吗？你一个男人叫什么叫。」

一次她从杭州到乌鲁木齐，走到一半杭州发生了疫情。到了新疆，她作为从高风险地区过来的人员，被隔离在车里7天。那是12月，乌鲁木齐下大雪，零下22摄氏度，驾驶室里的暖气不能总开，否则会打不著电瓶。谢琳只在最冷的凌晨3点到5点开暖气，其余时间就裹三床被子熬著。

谢琳对生活的要求不那么高。但她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她也期待过好的婚姻，希望生活富足，希望能陪伴女儿成长。只是对于现在的生活，她已经习惯了。

谢琳常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开车习惯了，熬夜习惯了，被偷油被骗习惯了，被拖欠运费习惯了，欠债习惯了，高速路口不让下习惯了，被封在车里习惯了。所以这次到了上海，也总会习惯的。

25岁时被欠下的70多万元债，谢琳一分也没要回来。而她之前运的煤炭，买的轮胎、汽油都是赊账，数额不小。1998年金融危机，欠谢琳债的人都跑路了。谢琳没有跑路，她卖掉四台卡车，留下一台自己开，慢慢挣钱还账。她列了一个欠债名单，欠甲8000元，欠乙1万元，欠丙2万元，签上名字交到每个债主手里。直到2014年她才还上所有的钱。

谢琳说自己像西藏的一种野花。沙漠里没有水分，那野花即使连叶子都长不出来，即使马上就要死了，在死之前也开出一朵花来。

谢琳明白去上海会非常艰难，明白工会要她写《请战书》是给她压力，明白「为国家奉献」只是一句虚话。只是因为卡车司机，这个她做了32年的职业，已经成为她的价值。上海由于疫情物资短缺，需要卡车司机，那么她就得去。

她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养大女儿算一个，捡石头算一个，另外就是开卡车。「我喜欢开车的感觉，要我换其他工作，一个礼拜不开车，我就感觉少点东西。习惯了。一个人开车累是累，但是都没有开够。」谢琳说自己会一直开车，开到她身体受不了，再也开不动，就离开公路，做一个卡车司机教练，继续在卡车上待著。

即将到达上海时，朋友问谢琳在上海的打算。谢琳说：「吃就吃馕，住就住在德龙大酒店。」谢琳的卡车由陕汽德龙公司制造，她叫它德龙大酒店。

距离上海还有100公里左右，谢琳看到穿著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拿一把椅子坐在高速路边上。他们只是守在路边，其他什么也不做。这样的防疫人员每隔500米就有一个，双向车道都有，一直列到了进上海的高速路口。可能是为了防止有人从上海偷跑出来？谢琳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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