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这场大火烧死87人!

发布日期: 2023-11-14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西芦葫
主题分类:劳动者权益事件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玩具厂, 深圳, 香港, 罗湖, 父母
涉及行业:纺织/服饰/家具, 制造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广东省

相关议题:肮脏或危险的工作环境

  • 1989年,香港商人劳钊泉来到深圳葵涌投资设厂。
  • 同年,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招收了来自四川忠县的农村女工。
  • 1993年11月19日,葵涌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女工死亡,51人受伤。
  • 香港商人劳钊泉及其员工被迅速拘捕。
  • 这场火灾对工人和家属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按语】1989年2月,一个叫劳钊泉的香港商人来到深圳葵涌投资设厂。5月,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投入生产。几乎同时,在靠近长江的四川忠县(今重庆市管辖)的许多农村,有一个消息让这些偏僻山村骚动起来:设在深圳的一个香港玩具厂来这里招收女工了!

一个来自香港的商人和一群来自内地山区的打工妹就这样在深圳的葵涌相遇了。她们的相遇,在当时的深圳可谓平常无奇。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改变了一切。

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女工被烧死,51人受伤。

这一天距离每年的119消防安全宣传日仅仅过去10天。

香港商人劳钊泉连同他手下的厂长黄国光、经理梁建国、电工刘光万被迅速拘捕。而那些惊恐万状逃出生天的工人,那些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死者,那些严重烧伤深度昏迷的伤者,那些从二楼三楼跳下严重摔伤的女工,那些随后从农村赶来的死者父母,他们的命运都被彻底改写。

如今,这场世纪大火过去了整整30年。

滚滚浓烟早已飘散,骇人的大火早已熄灭。还有多少人记得那场大火?葫芦君今天开始的这一个系列文章中会完整呈现那场大火。在11月19日那天,我们还会隆重推出当年事故中严重受伤者的长篇回忆录。

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利·威塞尔在他的《夜》的再版序言中谈到为何拒绝遗忘和沉默,“是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即将出生的孩子。我不想让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未来。”点击关注西芦葫↓↓↓

01

1930年代的葵涌学堂,现代化程度很高了。照片为巴色会收藏

深圳葵涌,晚清民国时期曾经是一个商业发达之地,它处在连接香港、深圳与惠州交通的必经之地。这里拥有一个繁荣的墟市,重要的港口沙鱼涌也离得非常近,因而很早就与香港和海外交流频繁。如果不是大清帝国在1911年突然倒塌,本来会有连接香港的火车驶到这里。

整个20世纪的上半叶,葵涌因为临海,交通要道,贸易发达,拥有邮局、银行、海关等设施,成为人来人往的繁忙之地。直到1940年代后期,因为形势的变化,葵涌渐渐变得沉寂。

进入1980年,深圳打开大门。与葵涌相隔六十里的深圳罗湖,近水楼台,获得大量来自香港的来料加工订单,继而成为经济特区最早开发的地区。身处罗湖的百姓,每天在自己家里帮香港商人插一点胶花,得到的收入远比一个月拿到的工资高得多。而从政府层面,开发罗湖,大量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大量的施工队、建筑材料商纷纷涌入,也让罗湖成为热气腾腾的大工地。

无论是葵涌人还是葵涌镇(当时是葵涌镇)有些坐不住了。到1980年代后期,葵涌各村也效仿罗湖的那些村,利用拥有土地的优势,开始尽最大努力招商引资,尽管以当时甚至后来很长时间的交通布局,葵涌都无法和原来特区内的创始成员罗湖相提并论。

就是这样,1989年2月,香港商人劳钊泉来到葵涌。

2008年在葵涌拍摄的致丽原址附近村庄。蒋荣耀摄

劳钊泉也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原本是福建人,1960年代初内地生活非常困难,饭也吃不饱,十三四岁的劳钊泉在同乡帮助下偷渡到香港。他在香港举目无亲,为了填饱肚子,只能去当童工找一些没有人做的工作,甚至工钱也不要。

经历这样一段艰辛生活后,因为勤奋节俭,他也挣了点钱。后来,他和别人合作开了工厂。为了拓展业务,降低成本,他在朋友介绍下来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深圳,选择成本更低的葵涌。

1989年5月,劳钊泉的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投入生产。

02

在深圳,改革开放初期就吸引了大约30万外来工。

从1984年到1988年,统计表明,深圳的户籍人口从初期的30万增加到60万,而打工者数量猛增至80万。

从1992年开始,深圳外来人口的数量增长迅速,1993年至少增加到200万人。而2007年初,深圳官方公布的深圳人口数量超过1300万人。

只要家乡和城市的“时空差距”仍然存在,就会有人不断出发、上路。

1980年代,深圳的流水线。何煌友摄

致丽女工大多数是来自四川、河南的农村女孩,她们也是农村最早一批外出务工的打工妹。

第一次在博客上读到了致丽打工妹“进城”经历:

我是一个生在农村的小姑娘,生性活泼可爱,性格格外开朗。念完初中后不顾家长的再三劝说,我还是放弃了上学的念头,执意要南下深圳打工。当时我只有15岁,根本就还是一个童工,就连身份证也领不到。母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到县公安局为我办了一张临时的身份证。其实当时母亲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劝女儿上学,一方面还要为女儿创造不上学的条件。拿到身份证的我,迫不及待地就到镇上招工办报了名,当时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梦寐以求的打工生活马上就要实现了。

拎着一个仅仅只装有几件换洗衣服的包,我含着眼泪告别了家人和熟悉的乡村小路,坐上汽车出发了。一路上心情真矛盾:一方面是高兴,另一方面却是难受。望着车窗外渐渐离去的乡土,我心里默默地说,告别了,我熟悉的故乡,等我回家探亲的时候再见吧。在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离别时的心情,眼泪夺眶而出。

写博客的打工妹叫王雪花。她家在忠县的拔山镇农村,家庭并不是非常困难,但是看到同伴姐妹出去打工后生活的改变,她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执意南下深圳打工。

“离开时的情景我永远都记得。看着送行的母亲,我知道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可以看到她了,眼泪就夺眶而出。但是这种难受很快就被兴奋所替代。我和同乡姐妹都是第一次出门,也是第一次坐轮船、火车,感觉真是新鲜!在轮船上,我们根本就没想到要休息,只顾着看外面的风景。对于15岁的我来说,这一切确实太新鲜了!我乐坏了!”王雪花说。

左一是15岁的王雪花。打工者提供

王雪花兴奋的讲述令人想起1200多年前,24岁的李白就是在长江边的忠州写下了五言绝句《巴女词》:“巴水急如箭,巴船快若飞,十日三千里,郎行几时归。”他看到的巴女应当就是当时的忠县女子了,那时候她们

只能望着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待远行的丈夫归来。而新时代的巴女王雪花们,主动踏着“急如箭”的长江水寻找自己的未来了。

03

上世纪九十年代,从重庆到深圳,需要五六天时间。王雪花说,她们从忠县坐船,三天后才来到岳阳的城陵矶。之后从岳阳坐火车,汽车,好几天之后才来到深圳。

“那时候实在是太兴奋了,劳顿了好几天的我们居然没感到一丝的疲倦。我好奇地看着高大宽敞的宿舍楼房,心想这家厂里的工人至少也是上千吧。那时正是下午刚上班的时候,工人们都忙自己的工作去了,只有几个保安坐在宿舍大门边上。家乡的招工人员把我们安顿好后就离开了。真正的打工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

洋渡是长江上游一个小镇,在长江渡口迎接我们的人叫谢梅。谢梅的家庭当年在镇上比较殷实。初中毕业后,谢梅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虽然她的老师很欣赏她,也觉得她放弃上高中很可惜,但是身为长女的谢梅有自己的想法。她见过周围村有人复读了几年也没有考上大学,在小小的镇上被人传为笑谈。

不读书,那就学点手艺吧。谢梅开始帮助父母做点生意。可是内心的冲突很严重,因为常常有上高中的同学回到镇上来,跑到谢梅家去看她,谢梅的心里很难受,压力很大,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1988年,这个小镇上第一次来了招工的人,他要将这个小镇上的姑娘带到北京去做“家庭服务员”,就是当保姆。谢梅不愿意去。到第二年,劳动服务公司又来招人到深圳横岗的一家玩具厂,这次谢梅动心了,但是父母担心外面乱,不让她去。直到1989年12月,致丽玩具厂再次来招工,父母才同意她出来。

1980年代深圳的打工人基本都在电子厂、玩具厂和服装厂。何煌友摄影

绝大部分打工妹出去都是因为经济原因。家里太穷了。我们在洋渡镇采访时,秦素芬的讲述仍然令记者感到心酸。

04

秦素芬的家在洋渡的金台村,当年叫家岭村。我们后来去这个村调查,发现这里的自然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从洋渡出发,车行不到3分钟,我们就再也没有绕出大山。金台村的房子全部建在高山上,这里的山势陡峭,石头很多,可以耕作的土地非常少,在两块巨石间的一点点土都被山民开发出来种蔬菜或粮食。

素芬的父母生有三男二女,家庭非常困难。哥哥们结婚后,父母就和他们把家分了。和别人家分家不一样,素芬和姐姐也在这次分家中被“分”了。素芬分给了二哥,和新婚的二哥二嫂同住在一间房子里。渐渐懂事的素芬感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尴尬,她希望能离开家到外面去。

1989年,16岁的素芬跟着已经在深圳致丽玩具厂打工的表姐来到深圳。“那时候家里太穷了,我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多赚钱,多寄钱回家。”可是因为年龄太小,又没有工作经验,素芬很久没有能进厂。

和素芬的命运很接近,另一位出生在长江边上的打工妹陈玉英的打工生涯也缘于家庭经济的困顿。她后来这样向我们讲述她的打工原因:

“我们家有六兄妹,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的四姐在10岁那年得了大病,因为没钱治疗,病死了。我的三姐去干活的时候,被电线杆砸死了,我的父母经历过这样的苦难,真的不容易。我的童年其实很快乐,我性格开朗,我很喜欢萤火虫,放学的时候在路边捉到了,装在玻璃瓶子里,看着它们发光,感觉很美。我现在还记得当年老家的土坯房子,前面是个坝子,我们总是和邻居的小朋友在其间嬉戏。到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姐姐要出嫁了,家里的钱几乎都要给姐姐做嫁妆。不久,哥哥考上了大学,要很多学费,我就被迫退学了。在退学这件事上,我从来没有怪过父母。当时村子里的女孩大多辍学出去打工,最早的去北京当家庭服务员,后来才是去深圳打工。我一直想和她们出去打工,可父母觉得我太小,不放心。但是那时候打工是农村女孩的唯一出路,打工可以赚钱,而留在家里生活又枯燥又单调,还被人觉得没有本事。这样,我在家里做了一年农活后,到1989年夏天,终于也背起行李去深圳了。我记得第一次出去,同行的有四个女孩子。父亲卖烟叶给我买了件新衣服,说是出门要穿得好点,但他内心里还有一层心思,那就是觉得让我这么小外出很歉疚。母亲给我腌了许多咸菜,好像送我去上学似的。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为我送行,表达他们对我的复杂情感……”

(待续)

烧毁后的致丽玩具厂遗址,2008年,蒋荣耀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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