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死于热射病 单位不出证明

发布日期: 2024-07-01
来源网站:www.sohu.com
作者:极昼
主题分类:劳动者权益事件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工伤认定, 农民工, 单位, 用人单位, 职业病诊断, 爸爸, 程蟒, 医院, 律师, 职业病
涉及行业:建筑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四川省

相关议题:工伤/职业病

  • 四川绵阳的农民工刘平因热射病在工地上倒下,抢救无效后离世,留下女儿刘潇为其争取工伤认定。
  • 即使持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刘潇在争取父亲工伤认定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用人单位不配合,程序复杂。
  • 经过六年的努力,依靠律师、检察院和医院职业病认定中心的帮助,刘潇最终获得了工伤认定书和赔偿。
  • 热射病作为职业病的认定过程中,缺少用人单位的配合和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难题,使得工伤认定变得异常艰难。
  • 检察院介入后,通过多方努力,最终促成了对刘平热射病职业病的认定,为刘潇一家争取到了应有的权益。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摘要:2018年夏天,四川绵阳的农民工刘平因为热射病,倒在了工地上,后抢救无效离世。对他的女儿刘潇来说,为爸爸争取工伤认定才刚刚开始。即便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过程还是出乎预料的艰难,用人单位不配合、程序复杂,反复上诉失败,直到六年后,在律师、检察院、医院职业病认定中心的多方努力下,才最终拿到一纸工伤认定书和赔偿。

事实上,这是一场难得的胜利。因热射病伤残的工人,能获得工伤赔付的少之又少:无论是观念、劳动合同的缺失,还是工伤认定、职业病鉴定的艰难,每一步都可能成为维权路上的一道坎,对高龄工人尤其如此。

文|魏晓涵

编辑|王一然

六天和六年

在刘潇记忆中,六年前7月19日前后,老家绵阳特别热。就在几天前,她接到爸爸刘平的电话说,回来了。家附近的工地有项目,在外打工的爸爸就回了老家。2008年汶川大地震,她们家也经历了灾后重建,因此背上一些小的外债,那之后爸爸就一直在外面打工。

这是个好消息,一家人离得更近了,她从小就和爸爸很亲近,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父女俩规划着,她正好在工地附近租了个房子,爸爸一起住更方便。还没来得及搬过来,19号那天,她就在办公室接到了爸爸工友的电话,“你爸进医院了,挺严重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刘平被就近送到了离工地约两公里外的一家县医院。女儿刘潇赶到的时候,他在ICU里陷入深度昏迷,身上插着管子,身体太热,买来二十多瓶冰冻的矿泉水,给他物理降温。诊断结果上写着热射病,对当时的刘潇和妈妈来说,都是没听说过的陌生名词,她查了下,五十岁以上患者的死亡率可达到80%以上,爸爸那时刚好五十岁上下,她的心一下就揪起来。

出事那天发生了什么,刘潇是后来在工友的讲述、律师的走访之后才得知。

那个工作的空间在太阳直射的水泥地面之下,没有正常的通风渠道,四周封闭,一整天的工作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中午最热的几个小时能休息一下,余下的时间都在和钢筋水泥打交道。临下班收拾工具的时候,刘平突然就头朝地,倒下了。

体内的高温没有透过皮肤显现,却加速了器官的衰竭,还出现了脑水肿。为了帮助散热,医生取下一小块刘平的头骨,当地医院保存不了,刘潇专门找了家更大的医院把那小块头骨保存起来,等待爸爸醒来的那天。

高温下的劳动者。图源东方IC

那一小块头骨最终没有安回去,六天后,刘平没有抢救过来。后来在律师的建议下,刘潇为爸爸的遗体做了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里这样描述,“符合热射病并脑挫伤出血梗死,(继发大叶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

刘潇的第一反应,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出事,就是工伤。就在爸爸刘平出事前一天,工作单位为他购买了建筑工地工伤保险。但真正向绵阳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之后,她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六天的抢救时间,成为了第一个阻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岗位上,突发疾病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视同工伤。

绵阳人社局通知他们,补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这是工伤认定的另一个可能的方向——《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患职业病,也可以认定为工伤。这似乎是一个更顺理成章的选择。在《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作为严重中暑的类型,热射病属于职业病的范畴。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迟迟开不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用人单位提供的材料。刘潇回忆,父亲的遗体还在殡仪馆的那几天,公司来和家属协商,同意支付父亲抢救的医药费,并付三十多万作为“人道主义”赔偿,后续也愿意配合做工伤认定。

但在刘平下葬之后,却“找不着人了”,公司不再配合工伤认定。代理律师程蟒尝试和对方沟通,得到的回应通常是“去给老板做下工作”,就没了下文。他推测背后的原因,“一旦认定(刘平)为工伤死亡,公司可能会面临安全监督部门的处罚”。没能及时提交这份职业病诊断证明,几个月后,刘平的工伤认定申请被驳回。

那时的刘潇大概不会想到,这份工伤认定书,直到六年后才姗姗来迟。

死胡同

代理律师程蟒起初见到刘潇一家时,对她的母亲印象深刻。这位五十多岁,在家务农的女性一脸憔悴,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苍老不少。母女俩搀扶在一起,他说,心里挺被触动的。

这位资深的中年律师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在当地也颇有人脉,不过,接触热射病的工伤认定还是第一次。他原本以为按流程走就可以,真正为了一纸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奔波,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了。

首先,有资质鉴定热射病作为职业病的机构就很少,他带着几位律师跑了绵阳市几家比较大的医院,发现即便有治疗热射病的条件,也没有申请过鉴定资质。

唯一一家有资质的医院,只能做矽肺病的鉴定——这是一种更广为人知、患病比例更高的职业病,在卫健委2020年报告的职业病新病例中,尘肺病占84%。(注:矽肺病是尘肺病的一种,占比达到90%以上)

当时整个四川省,只有华西第四医院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华西”和“省疾控”)可以做热射病的职业病鉴定。程蟒派律所里年轻的律师去挂专家号,拿着诊断病例和司法鉴定报告,却行不通——刘平不在那儿就诊,另外,职业病诊断还需要用人单位提供一些证明材料。

绵阳市人社局驳回刘平的工伤认定申请之后,案子过山车一般,又经历了几轮折返。

先是刘潇和妈妈不服人社局的结论,在2019年5月向涪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重新考量了司法鉴定结果,判决绵阳市人社局撤销原来的决定,重新做认定。

接着人社局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定的结论是,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现有的材料也不能证明刘平的死因和职业病的直接关系,撤销一审判决,再度回到原点。刘潇和妈妈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过再审,2020年,申请被驳回。

由于缺乏补充材料,2019年绵阳市人社局最终决定不予工伤认定。讲述者供图

在律师程蟒的经验里,人情在面对法律、推动案件的进展时,可能是有效的。这两年,他和他的律师团队想过许多办法,比如去医院沟通,派年轻律师挂专家门诊行不通,那就换更懂沟通技巧的资深律师;用人单位不提供事发当天工作环境的情况,他们就自己找当地气象局。二审期间,他特地去了趟成都,早上7点就在省疾控的门外等着。

这一次,人情方面的努力也似乎失效了。资深的律师和医院的专家沟通,同样铩羽而归;从气象局拿到的资料用处不大,事发当天最高温度没有超过35度,询问过后才知道,气象局测温点在四面通风良好、离地面一米多的地方,和刘平当时的工作环境相差很大。

至于在省疾控,主任接待了程蟒,三位专家一起会诊,其中有程蟒的同乡。“我们都是很穷的地方出来的。当时他们已经决定受理了,让我们找用人单位出一个鉴定申请。”他记得,动用了很多关系,用人单位的工作始终做不通,材料没有补到,省疾控还是开不了职业病诊断证明。

两年多的时间,又走入了死胡同。不停地上诉、失败,这个家庭一直陷在事件的余波中。似乎哪一条路都走不通,刘潇很崩溃,作为独生女,爸爸出事之后,她感觉家庭的担子都落在了自己肩上。妈妈的身体开始变差,高血压、眩晕等各种病都出来了。她那时在成都忙工作,没什么空回家,只能让妈妈和认知有些障碍的外婆互相陪伴。

“我妈当时觉得要不算了,我们和人社局(机关单位)打官司,感觉(赢的)可能性不大,跟我说了好多次。”但刘潇从没想过放弃,她想给妈妈后半生争取些保障,也为爸爸讨个说法,“为什么要算了,那我爸怎么办呀?现在人没了,能做的就是给他讨一个公道。”

“至少要给他们一个诊疗的机会”

律师程蟒也没想过放弃。省高院不受理,案子回到绵阳市,2021年,家属向当地检察院申请监督。实际上,程蟒那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检察监督成功的很少,当时在做准备,往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设在重庆)申诉;我是人大代表,也想过在人代会上对《职业病防治管理办法》(提出相关建议)。”

转机这时出现了。程蟒印象中,承办的检察官吴阳有些“不一样”。见面的时候,他陈述了案子的情况,也讲述了这家人的处境。“这位老检察官五十多岁,可能过几年就退休了,他人很善良,也觉得这家人不容易。”

后来在媒体采访中,吴阳回忆,看完案卷失眠了好几天。这个案子虽然在法律程序上合规,但“这样的结果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是能被感知的正义。”他也发现了那个卡住所有齿轮的机括,用人单位。他和其他同事以检察院的名义尝试沟通了几次,要么吃闭门羹,要么是接待了,对方不配合提供材料。

在程蟒印象中,吴阳还为此找了许多外地医院,包括上海、重庆、山西、贵州的,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法受理。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华西,他和会诊专家沟通了很久,“可能是那样一句话打动了他们,检察院说,至少要给他们一个诊疗的机会。”最终专家同意开具职业病诊断证明,前提是,需要带公章的刘平的工作证明。

对医生和医院来说,也是无奈之举。一位参与过会诊的医生后来对媒体回忆,因为职业病诊断涉及多项法规和程序,没有用人单位的资料,作出诊断有风险。最终检察院承担了部分的风险,“市检察院出具了一个情况说明,盖了他们的公章,来确保(刘平)工作情况的真实性”,程蟒介绍。

直到2022年4月,距离刘平的意外发生将近四年后,这份宝贵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才经三位专家之手问世。

这项新证据的举证时间超出了期限,审判委员会没有通过,市检察院向中院提出的审查建议没有获得同意。

2023年,检察官和刘潇都不愿放弃,向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2024年3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同省检察院最终提出司法建议,对刘平的工伤以及享受保险待遇进行认定。2024年4月2日最后一次开庭,不久后,刘潇一家顺利拿到赔偿。

华西第四医院三位专家最终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讲述者供图

“幸运”之外的大多数

回顾起来,程蟒觉得还是幸运的,遇到了一位负责的检察官,检察院的介入帮助开启了一条“绿色通道”,给案子带来转机。过去六年,程蟒常常关注类似案例,几乎很少看到进展。

2019年,一位62岁的清洁工工作中确诊热射病,落下三级伤残,因为超龄没有签署劳动合同、购买工伤保险,经历了两年多的反复上诉,才获得一定的补偿。

近几年,热射病在夏天愈发受到公众关注,但根据公开数据,一些地区每年报告的高温中暑病例达几百人,仅有个位数申请职业病诊断。有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只有出现重症,无法工作、需要入院治疗,甚至死亡时,工人才会想到工伤认定。

对他们来说,维权难度尤其大。程蟒说,“如果没有(购买)工伤保险,刘平这个案子也不会有后续。很多建筑工地没有(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一旦出事,基本都是家属和开发商或者建筑商私了,不会进入工伤认定的程序。”

2022年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建筑工人王建禄就是如此。为了给即将上大学的儿子攒点现钱,他到西安打工,在城中村住着月租260元的房子。热射病离世之后,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无法认定为工伤,家属甚至一度联系不上工地负责人。媒体报道后,家属接到工地项目经理电话,最终达成协议,工地承担他的丧葬费并提供赔偿。

高楼上的建筑工人。图源东方IC

实际上,即使有正规的合同和保险,许多农民工保护自身权利的意识也不强。整理父亲遗物时,刘潇发现,工作相关的证明他都没有保留。“在工地上大家都是签完合同,公司拿走,保险统一买,不像我们会自己保留一份。”

即便顺利进入工伤认定,和其他职业病相比,热射病也有其特殊性。它的发病地点可能不在工作岗位上。但工伤的认定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因工受伤、抢救时间都有一定的限制,有法律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类情况可能存在举证上的困难。

如果难以直接进行工伤认定,通过职业病鉴定等同工伤,是一个可行的路径。但能开具诊断证明的医院不多,态度也谨慎。华西第四医院职业病医学中心的相关医生曾对媒体回忆,劳动关系、疾病和职业危害因素的关联,需要用人单位同时配合提供资料,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进行判定。

在律师程蟒看来,这六年期间,执法理念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刘平的案子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绵阳市一家三甲医院已经申请获得了一百多种职业病的诊断资质。这也拓宽了程蟒的认知,原来近视眼、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等常见疾病都属于职业病的范畴。

今年4月,最后那次庭审,刘潇一家特地换上了正式的衬衣。现场尤其隆重,除了检察官、律师,邀请来的各界专家代表,还有媒体的长枪短炮。当庭从妈妈的口中说出撤诉的决定,引起了现场一阵不小的骚动。

开庭前,检察院打来电话询问,重新做工伤认定不成问题,是选择重判还是撤诉?刘潇决定撤诉。“因为(人社局)愿意重新认定,我们就没必要继续下去了。说实话经历了这么多年,我担心它会不会还出现什么小状况,又不给认定。” (编者注:撤诉并不影响赔偿结果。)

庭审结束后,刘潇带着烟和酒独自去爸爸墓前待了一会儿。那片留在医院的头骨,爸爸离世之后,医院自行处理掉了。爸爸留下的遗物,衣服,手串,都烧掉了,只有证件保留着。她常常去看他,就像爸爸生前那样,朋友似的,生活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都和他讲。那次她忍不住感叹了几句,“哎呀,这个事情都这么多年了”。

直到不久后拿到人社局的工伤认定书,刘潇才有了终于结束的实感。她回办公室找了一个地方,小小地哭了一场。

为爸爸奔波的日子里,有人为妈妈介绍对象,她很难接受,总觉得对不起爸爸。现在终于可以展开新生活了。从人社局离开那天,她对妈妈说,以后安安心心过日子,你该找也找一个吧。而三十多岁的她也刚结婚不久,开始打算备孕,语气也轻松起来:“终于感觉有点自己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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