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友工厂”日与夜：缝纫机上谋生，透析室里续命

2025年10月的一天，尿毒症患者谢长辉在做血液透析。南方周末记者 赵明 摄

坐在平缝机前，谢长辉脚底生出一股子自信。飞轮轴、宝塔圈在转，密匝一排针脚平铺在台板上，耳畔响起针杆咬合撞击的“哒哒”疾鸣。

不用开工的光阴里，他去楼下透析室“上机”。白色血泵悠悠转动，把血液抽出、泵入长罐滤器，析出废液和毒素。

“隔天做一次。反正就是围着缝纫机、透析机转。”他说。

45岁的谢长辉是一名尿毒症患者，需要定期血液透析治疗，才能维持生命。在广州城郊，他找到一家民营透析中心开的工厂，专门“收留”尿毒症患者。这样的工厂，在广州不止一家。

在这些工厂当中，病房、厂房同楼而居，彼此配合，给予工友弹性腾挪空间。目前，全国接受透析治疗的尿毒症患者人数已超过百万，工厂里的工友们也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与工厂彼此依存，互利共生。

工友与肾友

从广州地铁6号线长湴站出来，硕大的“透析中心”牌子，杵在楼顶显眼位置。缝纫厂设在四楼，就藏在招牌下边。

谢长辉的工位在楼层尽头，需要穿过裁剪区、打包区、锁眼钉扣区、烫床区才能到达。在胶水、化纤味交融的空间里，布头散乱堆叠，三毛、六毛、一块二一件的小玩意堆积成山。

“呼吁呼吁，有没有爱心老板，多给我们派些好单。”谢长辉一嘴浓郁的赣南口音，差点淹没在周遭缝纫机轰鸣声中。2025年10月的一天，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下最大的烦恼是活计性价比不高，大单子也不敢接。

“厂子一直是赔钱状态。”老板谢强医生出身，操持轻纺这档子事，最初也是两眼一抹黑。工厂从接少许“二转手”零活起步，继而聘请专业经理，谈下包工包料的合作，大多是夹克、裤子、经典款成衣等。工友们开玩笑说，成品估计是出口到非洲。

全厂六十余位员工，除了十几名健康师傅，剩下四十多人均为肾功能损伤的病号。谢强说，工友经常需要去透析，出勤率无法保障；体能也不比常人，无力应付加班加点赶工期，在纺织业界的竞争力不算强。

之所以开这样的工厂，谢强坦承：“想法很简单，就是吸引人过来，在这边做透析。”

媒体报道称，2017年，为缓解公立医院床位压力，推进分级诊疗，原国家卫计委正式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透析领域。据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独立透析中心611家，约占全国透析服务机构总量的十分之一。其中，广东是全国独立透析中心数量最多的省份，占96家。

2025年7月15日实施的《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泌尿系统透析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显示，“血液透析费”项目的全省最高限价为每次390元。如果按每周血液透析3次计算，月人均血液透析费用4000元到5000元；医保报销九成左右费用，通过医保经办机构拨付给透析中心。

老板和工友都心知肚明，“透析工厂”不是做慈善。工厂为尿毒症患者提供就业机会，患者固定在这里做透析。作为“工友”，他们或许无法为老板创造足够的利润，但作为“肾友”，尚可平衡盈亏。

从十八九岁的青年，到五六十岁的老汉，参照行规，工厂管吃管住。“做得多的，每月能挣四五千。”谢强说。

“晚上做到十点才下班。”收入最高的工友姓车，2024年秋天入职，已经攒下5万元积蓄。“我开销不大，花钱很省。”有时咬牙给自己加一剂238元的营养针，掰着指头算，约等于缝合600条裤腿。

经手过知名品牌订单，谢长辉算是工友里头为数不多的老裁缝。他恪守自备零件的职业习惯，因为厂里尽买最便宜的货，剪子五元一把，捣鼓着不顺手。他不惜耗资几十元，也要选购一柄好把式，“每天都要用，小问题上顺心些，能多做一点”。

说到底，服饰工匠是按件计酬、多劳多得的工种。谢长辉心心念念的期许，仍旧是能多干点活，月底工资能多开一点。

谢长辉是工厂里为数不多的熟练工。南方周末记者 赵明 摄

缝纫厂设在四楼，胶水、化纤味交融，布头散乱堆叠。南方周末记者 赵明 摄

生存不难，生活很难

谢强当医生那会儿，是肿瘤领域的专家，下边人尊称他为“教授”。在重症科室待久了，生死早已看淡，但了解到肾脏病群体，照样为其遭遇感到震惊。

尿毒症患者之间互称“肾友”。许多肾友患病后被原东家解聘，被家族排斥，因病致贫现象普遍。他们游离在主流之外，通过QQ群、微信群互通有无、遥遥守望。

更糟糕的是，尿毒症病发率上升趋势显著。谢强称，2017年全国的尿毒症患者56万人，当前数量已达119万人，预计到2030年会突破300万大关。

血液透析，是肾友们的刚性需求。卫健部门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后，谢强看准时机，2019年3月从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离职，在白云区创办了一家名为“宝树堂”的透析机构。

与肾友们朝夕相处，谢强发觉，他们不太好交心，内心极度敏感；请来心理医师，效果微乎其微。探究缘由，他认为根子在于丢了饭碗，缺乏就业机会和经济自主能力。

有的癌症患者生存期很短，只有几年。“我们不一样。我们正常透析，活个二三十年，不是问题。”53岁的肾友陈明（化名）说，活下来难度不大，但活这么久，靠什么支撑，才是大麻烦。

陈明早年风光过，在佛山做五金实业，赚到过大钱。2010年查出病灶，挣扎了几年，买卖终归散了伙。2015年，他回湖南老家养鱼，但三天两头去看大夫，鱼塘根本照看不过来，强撑了五年，再次以失败告终。

几乎每一个肾友，都曾这样缓慢受捶。长期透析戳血管，胳膊上全是针眼，穿长袖遮挡也瞒不了多久，请多几次假就暴露无遗。“瞒不住的，很快就给你开了。”陈明说。他看中宝树堂的优惠房租，和肾友搭伙在楼下盘了间门市开早餐店。有个稳妥营生，心里才算安稳，安心在广州长住下来。

摸到症结所在，2019年底，谢强尝试为肾友引荐工作。在省城打拼几十年，谢强自忖积累了不少人脉，大家多少卖点“主任医师”的面子。他称为保安、保洁、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行业陆续输送过几百名肾友，背后也藏着点小心思：费劲给肾友找事做，肾友就不好意思去别处透析了。

有一位肾友本身就做服贸电商，在番禺区开有线下工坊，正好推荐其他人过去。但路程太远，往返耽误工夫。那干脆原地开一家，“门槛不高，想要开，就开起来了”。谢强说，宝树堂大约20%罹患并发症或带有残疾、送不出去的“老大难”，通过他开的缝纫工厂解决了就业。

医用透析间窗明几净，可容纳二百余人轮流做透析。南方周末记者 赵明 摄

楼上制衣，楼下透析

同一屋檐下，从嘈杂的四层车间下楼，走到二、三层的医用透析间，瞬间窗明几净，50台透析机工工整整，沿着蓝色隔断依次排列。

肾友把做透析称为“上机”，宝树堂可容纳二百余人轮流上机。肾功能衰竭后，水和代谢物难以有效排泄，只能在血液中蓄积，如不及时卸载，人体将不堪重负。透析机相当于人工肾脏，通过半透膜清除血液中的代谢废物、多余水分及电解质，鲜血涤濯后回流，透液则携带毒素留在体外，实现净化循环。失去透析机的庇佑，肾友挨不过一个星期。

谢长辉不愿去揣测科学原理，他只晓得，乳白转子啪嗒响，血流一圈就干净了。每周上机三次，每次四个钟头，这小半天只能乖乖瘫在病床上，隔上60分钟，护士准时测量血压，睡觉也会被叫醒。

为避免扎堆上机，透析间负责人会根据透析周期排布名单，提前发给车间主管。例如谢长辉的透析时段在周二、四、六，排班表上已标注好，时间到了直接前往即可。身体突然不舒服，打个招呼即可请假休息。

整幢方形长楼里，透析间是最安静的地方，灯光晃眼，酒精味弥漫，透析机不舍昼夜地运转着，气氛压抑沉闷。正对视线的墙上贴着饮食禁忌，叮咛肾友严控水的摄入量，杜绝高油、高盐食物，对钾、磷高度警惕。

“黄色水果不能吃，香蕉、李子都不吃了。”2001年出生的马君明纪律性强，又定时治疗，已许久没有“憋得慌”的不适感。

马君明高个子，长袖T恤，戴着鸭舌帽，是工厂里凤毛麟角的大学生，学机械设计与制造的。他十来岁患的肾炎，到青春期演变为尿毒症。休学前已开启实习，对前程本有无限憧憬，却被痼疾摁下乐章休止符。

上机前要先称重，减去上次下机的重量，正是需要透掉的水量。为了增大静脉血流量和压强，要先做“造瘘”手术，手腕上拉道口子，将动静脉接通，接口处留下长条疤瘌，像一道道卡尺游标，壅塞着当间鼓起的血包。从此，胳膊便提不起重物了。

年纪轻轻，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废柴”。马君明不愿连累家人，偷偷跑到南方，家人急哭了。他爸爸在济宁农村种藕、养虾，隔三岔五会打几百元。“没钱了就伸手要一点。”

其实，单论医资，肾友的生活并非难以维持。谢长辉算过账，纳入大病医保、按比例报销后，个人每月仅承担几百元透析费用；不少肾友在籍贯地享有低保，也算一笔救命钱；打工薪资虽不高，也能覆盖日常开销，精打细算过日子，甚至可以给家乡的孩子补贴一点。但凡能稳当上机，谢长辉觉得，日子就还有盼头。

2001年出生的马君明，是工厂里凤毛麟角的大学生。南方周末记者 赵明 摄

家乡与他乡

不少被“肾友工厂”吸引来穗的肾友，就此扎根。“过年也在广州。”谢长辉说，返乡不过换个地点上机，倒不如趁着胳膊腿还能干，老实务工攒救命钱。

他过惯了漂泊他乡的日子。家里兄弟姐妹六个，幼年记忆中饭都吃不饱，大哥带他去福建打工，镇子里全是纺织厂。谢长辉如鱼得水，天赋展露无遗，按劳分配、凭本事吃饭，他眷恋那时老天爷的公平。

近十年如一日“拉磨”，谢长辉存下第一桶金，2003年回到江西瑞金县城置业，结婚生子。“不走了，在家里单干。”谢长辉租了间楼房，承接外地转来的工单，巅峰期手下聚拢起七八十人，没日没夜抢工期。

2008年，他罹患肝病，代加工生意一落千丈。猝不及防的赔本、负债和离婚宛若山上滚下的巨石，无情地将他碾压。而立之年，全副身家毁于一旦，又一无所有的他重返福建，打算从头来过。

“只跟儿子有发信息。”谢长辉直言，他吊起一口气，就为了不拖累后代。他在福建工厂里任劳任怨，高峰期每月能挣到一万多元，却换不回幸运女神的青睐，糖尿病、肾炎接踵而至，在2020年确诊尿毒症。

自此，后半辈子离不开透析机了。回到故里寻医问药，街坊四邻交头接耳，悄悄议论他为何去而复返。谢长辉极力维持体面，天没亮趁街上冷清去透析，“不让人看见，免得人家说闲话”。

在网上看到广州“肾友工厂”的消息，谢长辉再次启程离乡。独子在家乡送外卖，性格腼腆，二十多岁还没对象。可怜天下父母心，谢长辉希望搭一把手，再托举儿子一截路程。

工厂里的每一位肾友都有一部血泪史。2014年之前，贺申娥还当着小企业主，和爱人在广东东莞承包了一条装配线，制造各式罐头。病倒后，她回湖南永州原籍带娃、瞧病，“我有三个孩子，那时候还小，才七八岁”。

辗转于长沙、石家庄的专家门诊，不知不觉二十多万元花销殆尽。她在透析机构附近租房子，丈夫按月打两三千元，支付一千多元的透析费外加房费和小孩的学费。及至最小的孩子高考完，汇款骤然中断。

经老乡推介，她来到广州，在宝树堂透析，做过地铁、小区里的保洁，胳膊上裹紧袖套，把疤痕遮挡严实。2025年8月，陈明的早餐店开张，打造成肾友吹水的据点；贺申娥手艺入伙，有模有样地摊肠粉、蒸荷叶饭。她仍没离异，跟丈夫好久没联络了。

2025年10月，广州，夜幕下的“肾友工厂”。南方周末记者 赵明 摄

求生与求死

并不是全部肾友都日渐向好。谢强说，工厂里来过一位河南大姐，患糖尿病，视力也差，人却奋发上进，每月能挣到4000元薪酬。偏偏家里有个不争气的男人，游手好闲，反倒要她把血汗钱往回寄。

“她心情不好，跟老公吵架。”谢强回忆，那段时间忙，没太留意肾友情绪，大姐下班回到宿舍，晚上一口气吃了三斤三华李，第二天被发现猝死。

不暴饮暴食，提防富钾果蔬，这是肾友们的常识。

来自云南红河州的肾友关月菲，也曾萌生自寻短见的念头，“宝宝太小，舍不得”。她初中没念完，去当饭店服务员，认识了后来的另一半，奉子成婚，婚后一边带娃一边卖水果，每天四五点起床，蹬着三轮车去进货，八点前赶回，叫醒娃娃、吃完早餐，就去路边摆摊。

刚确诊那会，水肿、呕吐、呼吸困难，家底迅速被掏空，夫妻关系破裂，“所有钱花光了，老公就不管了”。关月菲年近四十，已带病存活十余载，最困难时靠娘家周济过活。

“没少吃苦，苦了一辈子。”关月菲消瘦，走路轻飘飘，在工厂里只干得动打下手的活，挣得也少，垫底每月有一千多元进项。好在大儿子已成年，在东莞打工，天天语音通话，按月打来两千元。她现在忧心，哪怕剪个线头，也随时可能倒在作业台上。

如若真出事，算工伤还是医疗事故？谢强意识到，肾友找工难，除了身体弱、到岗率低，雇主退避三舍也是畏惧潜在的纠纷隐患。

河南大姐死后，冒出十多个家属，扯着横幅，在街道办闹腾了半个月。“索赔三十万。”谢强说，开一家这样的工厂，各种各样的人都会碰到，“啥情况都有，见得多了”。

但他还是想为河南大姐这样的肾友张罗点事。此事之后，宝树堂成立了互助基金，每人每月存10元，用于应急或将来料理后事。肾友敏感，相处时说错一个词就动手的冲突时有发生，互助基金在这种状况下也能派上用场。

“肾友工厂”老板谢强。南方周末记者 赵明 摄

新模式，新希望

宝树堂不过开了六年，谢强惊觉，同行竞逐已日趋白热化，尤其是在独立透析机构数量最多的广东。

最难的是新冠疫情时期，人员跨区流转受限，从外地来透析的人少了。于是，同行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设法拓展客源。

有中介在短视频平台引流拓客，按人头赚介绍费，结果许诺不断升级，衍变为现今做透析附带找工作或透析机构对口办工厂的终极形态。“通过解决就业问题吸引肾友，最早是营销的一种手段，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群体确实需要帮助。”谢强说。

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市面上“工医结合”的种类，囊括时装、餐饮、手工和医疗耗材组装等。32岁的贵州肾友王波在对比考察后，加盟广州市黄埔区一家医疗器材厂，工作内容是把2米长的透析管子卷成圆圈，用胶布粘牢。“很自由，身体不舒服，随时下班走，按小时计费。”

与宝树堂略显不同，王波常去的透析中心是与供应商达成协议，在器材厂辟出“肾友车间”，开设专属生产线。8小时一个班，时薪17元，不及广州市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但位置依然紧俏，限额100人，有空位才增补新人。王波说，透析中心与器材厂相距11公里，通勤不甚方便，靠蹭肾友摩托省下许多精力。

背井离乡来广东前，王波曾担心医疗报销问题。结果衔接丝滑，他2025年2月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社保，3月便可启用，个人在透析上每月仅需担负300元。

相继有外地专家来调研，研究复制“工医结合”模式的可能性。谢强认为，北方或许不具备珠三角的轻工业条件，但政府不妨在定点采购、税收减免及无息贴息贷款层面给予支持，帮助肾友在当地自力更生。

尿毒症目前属于疾病，并不归属为伤残，企业雇用肾友还享受不到税收优惠。谢强希望，各地能在这方面进行有益探索，让肾友们回归社会的路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