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的“长假”只能靠“凑”？

本期内容简介

今年春节，在官方口径中，放了9天假期。而事实上，是假期前一天2月14日，也就是周六，调休补班一天；今天是2月28日，也是假期后的一次调休补班。加上春节期间的一个周末，凑成了9天。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放了4天假。

每逢长假，“天下打工人苦调休久矣”的呼声总会准时引爆舆论，微博热搜上少不了的关键词就是“调休”。

本期“月度回响”，我们想要聊聊这种中国特色的“调休”制度。

为什么大家都讨厌调休，这个制度却一直存在？因为调休从来都不只是为了休息、为了放假，而是一场关于“拉动内需”的精密计算。

本期节目，我们将回溯调休的经济起源，去看看这个中国特色的休假模式，是在怎样的经济背景下被创造出来的？如何理解，调休制度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刺激消费？回应到“反内卷”口号开始盛行的今天，我们想和听众一起思考：劳动者真的开始有“休息权”了吗？究竟谁掌握着劳动者的休息权？

节目精彩时刻

- 00:02:16 东南亚金融危机如何催生了中国特色“黄金周”？

- 00:04:20 为什么放假安排是由旅游部门主导的？

- 00:05:20 黄金周幻觉：集中旅游消费真的有拉动经济吗？

- 00:06:24 对比欧美，为什么中国人的带薪年假是一纸空谈？

- 00:09:33 春秋假vs带薪假：如果父母无法错峰休假，孩子的假期是减压还是负担？

- 00:10:19 “反内卷”的公关秀：办公楼准时熄灯真的能让劳动者好好休息吗？

- 00:12:35 代工厂如何利用“标准工时”变相逼迫员工离职？

延展阅读内容

- 《调查称当下带薪休假率50% 相关维权举报几乎为零》

- 「实际上谁能不加班？」 中国风口行业反内卷的口号与现实

- 《米哈游内部发文回应员工离世：其当日19：08下班，肯定会妥善处理好这个事》

- 水瓶纪元《“世界工厂”深圳：一场被消音的苹果代工厂罢工》

播客文字版本

一、调休背后的经济账

让我们把视线放回到调休制度出台的上个世纪90年代，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开始，去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开始的…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出现，并波及中国，之后两年，中国的GDP增长从1997年的8.8%，连续下跌为7.8%与7.7%。

更直接的影响是出口，1997年，中国外贸出口增长达到了21%，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外贸出口增长率一下子跌落到了0.5%。

出口不行，拉动内需成了头等大事，除了常见的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外，能够刺激旅游消费的“黄金周”应运而生。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发布修订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春节、五一、十一各放3天假，并将假期与前后双休日拼接，形成7天“黄金周”。比如在2000年的五一假期，在调休之下，原本是周末的4月29日及30日需要补班，工人们必须连上7天班，再休7天假期。

“黄金周”对旅游消费的拉动明显。1999年的十一黄金周，全国的出游人数达到40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达140亿元。7 天中的旅游消费相当于1998年全年旅游总收入的5.9 %。《中国经济周刊》一份名为《要不要黄金周》的报道中，中青旅的一位副总裁还说，“黄金周期间是旅行社业务量最大的时间，春节、五一、十一，三个黄金周期间所创造的营业收入能占到中青旅全年营业收入的50%以上。”

第二年，一个影响中国节日安排长达14年的部门随之诞生——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亦即人们常说的“全国假日办”。这个由国务院牵头设立的非/常设机构，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一年一度决定节假日与调休安排。

尽管名义上，它由国务院牵头，起初由发改委、交通部等14个部门组成，但办公室设置在国家旅游局，办公室主任也常由国家旅游局局长兼任，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它的设立本身就不是为了考虑假期安排对于工作安排是否合理，而是如何刺激旅游经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假日改革课题组负责人蔡继明曾表示：“从全国假日办的办公地点和成员构成可以看出，放假还是从旅游角度考虑 的，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

但事实上，这笔经济账是否算得上来至今仍是一个疑问。蔡继明就认为，“大部分人认为黄金周对旅游有促进作用，我把这称为‘黄金周幻觉’。黄金周期间旅游收入的增加仅仅是旅游消费的集中，是一种时间上的转移，对全年旅游收入的增加并无实质性的贡献。”

反之，黄金周的存在还带来了更多的问题：调休让劳动者需要连上7天班、黄金周期间的交通拥堵、景区的人满为患等等。消费数据好看了，但劳动者的休息质量却未必得到了提高，“放假之前很累，放完更累”成为了调休时代的新常态。

二、调休背后的历史欠账，和长期被忽视的休息权

在为“黄金周”或是“调休”制度辩护的背后有这样一种声音：调休是中国带薪休假制度未能普遍落实下的一种现实选择。

所谓带薪休假制度，可以理解为我们常说的“年假”（实际则包含法定节假日、企业额外假期等），劳动者可以自行搭配周末或法定节假日形成长假。在欧盟及英国，带薪休假被定义为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而非企业福利，劳动者通常每年可至少拥有4周的带薪休假。美国是少有未强制规定带薪休假的国家，更倾向将其视为“市场福利”而非劳动权利。

但在中国，带薪休假无论是作为权利还是福利，都显得过于理想化。在劳动者缺乏议价权，维权意识弱与企业追求极致效率的现实鸿沟之间，带薪休假制度往往沦为了一纸空谈。

1949年建国之后颁发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规定的全国节假日仅有7天——新年1天、春节3天、劳动节1天、国庆2天，同时在全国范围实施单休制度，劳动者仅有星期天为法定休息日，每周实行6天的工作制。

30多年后的1986年，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当时一份调查显示，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但增加一天休息”的选择中，80%以上的人选择“增加一天休息”。但直到近10年后的1995年，中国才正式实行5天工作制，也就是双休。

而带薪年假制度则姗姗来迟，尽管1994年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可享受带薪年休假，但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这句承诺只是一纸空文。直到2008年，带薪年假才被修订明确为“职工累计工作1到10年，年休假5天；10到20年，休10天；20年以上，休15天。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休假的，单位予以日工资收入300%的补偿”。

规定是一回事，落实又是另一回事。2014年一篇报道指出，人社部的调查中当时企业落实带薪休假的比例仅为50%，且都集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落实率则要更低。2020年的数据则指出，仅有60%的职工能享受到带薪年休假。

带薪年假的落空，背后是“不能休”与“不敢休”的博弈。现实中，企业不执行，监管不发力，劳动者也往往选择隐忍。数据显示，涉及年假的劳动仲裁占比竟然不足 5%。有分析认为，“中国劳动力供给仍处于高峰，劳动者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为保住工作岗位，或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往往不敢休假。”

今年1月末，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宣布将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促进用人单位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2月，多个省政府官宣“中小学春秋假”，提出要“统筹安排中小学春秋假和职工带薪错峰休假”。政府可以官宣假期，但如果劳动者没有时间支配的自主权，这种统筹就很难真正惠及家庭。距离年休假出现在法律中已经过了32年，这份迟来的“落实”能够实现吗？如果父母无法落实“带薪错峰”，那么孩子的“春秋假”究竟是给家庭减压，还是给双职工家庭增加了新的负担？

三、“反内卷”的幻觉

2025年以来，从中央发文到各部委表态，“反内卷”开始成为政策高频词。职场风向也开始有了扭转：美团率先宣布取消骑手超时扣款，大疆办公楼晚上九点准时熄灯，海尔、美的等制造巨头宣布全面落实双休、甚至强制下班。

而这种所谓的“反内卷”，在监管层面更多指向的是新能源、外卖行业的价格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1月公布的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案例中，清一色都是对这种价格乱象的整治，而鲜见对劳动者权益的关注。

那些被媒体争相报道的“准时关灯”、“强制下班”，在劳动者眼里，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公关秀。

BBC去年的一篇报道中，有受访者直言，“对媒体讲述企业加班现状会导致开除”；更有甚者，在连续出差的三个月里，“每周六强制上班，作息完全紊乱，一个电话就得起来工作。去酒店倒头睡觉，醒了直接工作，三个月里见了女友三面”。

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时为48.6小时，结束2016年以来连续9年的上涨，但仅比2024年的49小时小幅回落，仍然远超过《劳动法》规定的每周44小时工作时长。

数据公布的同一个月，广州一名32岁的程序员周末猝死的新闻，引发许多讨论。他在家中晕倒、失禁，在需要被送往医院的关头，叮嘱妻子的，是帮他把电脑带到医院。在他被抢救的时候，同事把他拉进了一个工作群，并在群里@了他，说“高工帮忙处理一下这个订单”。

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政府追求GDP增长，企业追求产出效率，而劳动者则在竞争压力下被迫接受“内卷”。在这种利益对冲中，我们可以将“内卷”的本质理解为，休息权被让渡给工作产出，而这成为进入劳动市场的隐形门槛。

更加讽刺的事情是，“反内卷”有时候还会成为一个新的侵犯劳动者权益工具。去年末，为苹果代工的深圳易力声工厂发生了持续一周的罢工，起因是工厂宣布实施“五天八小时”工作制。

背景显示，工厂正将产能转向越南，深圳厂区订单减少。企业突然执行标准工时，取消加班实际上降低了工人综合收入，进而诱导员工主动离职，以规避裁员所需要支付的法定补偿金。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要抛出这个问题，究竟谁掌握着劳动者的休息权？苹果代工厂的事件揭示了当前中国劳动者普遍面临的结构性困境，那就是，无论是在过度加班还是在强制停工的语境下，休息权始终处于受动地位。掌握这一权利的，可以是假日办，可以是企业，但一定不会是劳动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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