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人：热射病击倒务工者 | 深度报道

当全国多地频繁出现热射病患者后，急诊医生们很快注意到了这当中的职业特点。很多病人都是在户外、高温环境下工作的体力劳动者，比如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快递员.....他们被统称为“劳力型热射病”。

想把他们从死亡边缘拽回来并不容易，在滚烫的体温下，人体的器官“好像被煮过一遍似的”。急诊医生形容，“人已经掉到悬崖底下了，要再拽上来很难。”

这也不单是医院能够解决的问题。一些防暑降温规定并没有被真正落实，有的务工者在倒下前，甚至找不到一口水喝。当他们被送往医院后，还面临着高昂的治疗康复费用，可他们缺少一纸劳务合同，维权索赔总是波折丛生。

7月14日下午3点左右，在南昌市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一个全身皮肤发红、不停抽搐的男人被三四个工友抬了进来。急诊值班医生王一刚靠近他时，感受到一股滚烫的气息。

男人已经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王一意识到，这又是一个热射病患者。入夏以来，在她的科室，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周都会发生——在过去的半个月里，这座城市几乎一直保持着三十多度的高温。

王一尝试去测量病人的体温，但失败了——人体的温度已经超过了体温计43度的上限。护士赶紧对他进行物理降温，解开病人衣服让皮肤充分暴露，增加散热，同时在体表敷满了冰袋，还注射了大量的冰盐水补液。

血检结果也出来了，情况很不乐观，由于体温长时间过高，病人的肾功能、心功能都有不同程度损伤：肌酐221umol/L、尿酸672umol/L，几乎都是正常平均值的两倍，血氧饱和度也掉到了60%，通常情况下，90%以下就已经符合抢救指征。

王一立刻给病人上了无创呼吸机和升压药，抢救半小时以后，血氧饱和度还是只有60%。病人的妻子这时赶了过来，她身上还穿着工作服、带着两个孩子，她只知道丈夫中暑晕倒了。王一下了病危通知书，建议转入ICU，病人的妻子神情茫然，没什么反应，听到医生说病情严重，才手忙脚乱签了字。

这时，病人的大脑和脏器细胞开始坏死，各个器官急剧衰竭。转到ICU后，他被插上了有创呼吸机，护士用静脉置管继续为他大量补液，做了血液透析维系肾功能。他撑到第二天，还是去世了。

病人的工友告诉王一，他是个在车间上班的工人，五十岁出头，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在没有空调的密闭车间里工作到下午两点多，突然就晕倒了。病人去世的那天傍晚，县城下了一场雨，连日的高温闷热总算得到了一些缓解。王一不无遗憾地想，“要是这场雨来得早一点，或许他就能缓过劲儿来。”

在这个夏天，这不是唯一一位倒在高温中的体力劳动者。据媒体报道的不完全统计，截至到7月22日，今年全国已出现13例热射病死亡病例，其中有建筑工人、田间的农民，也有纺织女工。

在急诊室工作了几十年，朝阳医院主任医师唐子人也注意到了这些热射病人的职业特点。比如他曾接诊过的一个45岁的女性病例，是位除草工人，在一个酷热难耐的午后，她刚工作半个小时就晕倒了。她的体温最高时到了41℃，肝、肾功能都衰竭了，唐子人和同事们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才把她救了回来。

唐子人粗略估算，在他接诊的热射病例中，超过80％都是从事户外工作的体力劳动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劳力型热射病”。相对差的工作环境，让他们更可能成为遭遇高温威胁的人群。

急诊科的工作让唐子人见惯了生死，但提到热射病时，他还是神情严肃：“简单地说，这是最严重的中暑，一旦发生，非常危急。”

在临床诊断上，如果病人神志不清，体温高于40.5℃，超过三个以上脏器发生衰竭，同时有过户外活动，或者在高温环境工作的经历，基本就可以确诊为热射病。

唐子人说，当人体体表温度达到40.5℃时，核心温度（膀胱温度或者血温）往往会更高，在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下，病人三天内就会死亡。在2018年，唐子人在治疗9个病人时使用了引自国外的亚低温技术，用物理方式降低核心温度，有5个病人活了下来，“这在热射病治疗史上算是极高的（存活率）了，很多时候死亡率在80%以上。”

热射病最直接的致死原因，是高温导致人体的蛋白质变性、细胞坏死，进而引发器官、大脑衰竭。曾在北京某大型医院急诊科工作的阿力医生介绍，热射病始于“热的传导”，“人体的正常温度在 37 ℃左右，如果环境温度大于 38 ℃，人体会一直吸热，时间久了肯定承受不住，”他解释道，“就像把所有的器官都煮过了一遍。”

治疗热射病的关键是快速降温——冰毯、冰帽、冰块、酒精擦浴、电风扇吹，医护会穷尽所有可能的方式。多热一秒，病人的神经就会被多“烧”一秒，神经细胞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性，造成不可逆转的神经损伤。“10个热射病人有7到8个都会留很严重的神经系统后遗症。”唐子人说，从目前来看，只有经过亚低温治疗，才能尽可能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

留给医护们的时间并不多，从病人感到不舒服，到失去意识昏迷，只要十几甚至几分钟的时间，在那之前，热量已经在体内蓄积，对脏器产生了损害。唐子人形容，“热射病人是已经掉到悬崖底下的人，我们站在悬崖边上，想把他们救上来很困难。”

把温度降下来之后，那些肝肾、心脏、脑部受到的损害，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疗。唐子人和阿力都提到，不确定的治疗康复周期，也意味着高昂的花销。一些部位的治疗需要用重症支持的方法，病人可能要在ICU重症监护室住上一周，光是这一项就要花费10万元。如果再结合使用亚低温治疗，花费会更高。

这不是一些普通劳动者家庭可以负担的。在7月初的一则网络募捐里，求助者来自河南农村，他的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倒在了热射病上，到现在都没醒来。父亲住院12天已经花费了18万元，可他只有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2014年7月的一个下午，气温37.5℃，在南宁市一处建筑工地上做工，36岁韦世迎从3点多开始工作，到了傍晚6 点，他感到头晕、口干，想走到附近的小卖部买瓶水喝，没走几步路就晕倒在地上。工友们把他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为热射病，抢救了48小时才挺了过来。

但他的脑部受到了很大伤害，出现了大小便失禁、语言障碍等后遗症。韦世迎在医院住了四个多月，工地付了15万的住院费。可恢复期的花销远不止这些，各种护理费、营养品零零散散加起来，超过了4万元。

韦世迎的哥哥韦快明说，起初劳务公司承诺会承担这笔费用，让家人先垫付。但家里实在拿不出钱，韦快明只好先借了4万元外债。出院后，韦快明去找劳务公司的负责人要赔偿，但他们说和韦世迎没有签署劳动合同，拒绝继续赔偿。

韦快明说，进工地打工的人很多都没签过正式合同。一般干上一段时间，公司可能会帮着办医疗保险，但这次韦世迎刚进工地十来天，还没来得及办好，治疗的费用都没法报销。

北京市常鸿律所王挺律师介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等规定，高温中暑是职业病的一种，可以认定为工伤。一些地方的《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也明确规定，员工因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的，可以申请工伤。但就王挺了解的情况，因为缺少劳务合同，导致很多务工者没法拿到应有的补偿。

在王挺和同事陈剑峰曾代理的一起案例中，突发热射病的当事人61岁，属于退休后劳务派遣，与施工方不存在劳务关系，因此施工方拒绝按工伤标准赔偿，在律师帮助下，劳务公司最终也仅按照人身伤害的标准赔偿，比起工伤赔偿，赔偿金少了很多。

一些案例在审理中，也不会判定企业全责。王挺律师介绍，在湖南常德一起热射病工伤纠纷中，法院判定当事人承担40%的责任，“法院说当事人在劳动过程中自己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当身体感受到明显劳累时，没有注意休息，仍然坚持搬运。”

在王挺看来，这样的判决实在不合理，虽然企业没有强迫搬运，但是公司要求工人必须完成安排的工作，“这是工人自己没法做出的选择。”

2018年8月的一天下午，北京朝阳区某大型露天展厅，气温已经达到37℃，一名清洁工已经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到了中午1点半，一名工友看见他突然晕倒、小便失禁。在医院，清洁工被诊断为劳力型热射病，体温40.7℃，中枢神经系统受损。

王挺说，以当时的气温，用人单位有义务配备消暑纳凉的设施，以及应急预案和急救药品，“但据我了解，这名清洁工在出事前，甚至没能找到饮用水喝。”

住院26天后，清洁工活了下来，热射病给他留下了四肢瘫痪、脑水肿、吞咽障碍、弥散性大脑损伤等一些列后遗症，“基本上处于脑瘫的状态，吃饭也是家人注射流食。”王挺律师说，这名当事人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儿子为了照顾他，辞去了工作。

对于今年热射病例的高发，急诊医生王一觉得，确实有天气异常的因素，但她也认为，一些单位的负责人还是缺乏必要的警惕性。比如南昌那位被工友们推来的工人，治疗期间工厂负责人一直等在医院，到工人去世后，他依然对被“热死”这件事感到难以置信。

唐子人也在呼吁提高对高温的警惕性，他说，“很多人不把高温当回事儿，但是当你正好身处高温环境下，可能就是因为缺少一个通风口、一片荫凉，又或是找不到水喝，悲剧就发生了。”他接诊过一个10岁的学生，高温情况下，他在体育课上表现得不够积极，教练罚他在操场上继续跑十圈，跑到第三圈就突发热射病，治疗过程中没能撑下来。

根据国家安监总局、卫生部等多部门印发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也有专家认为，相关规定可以再精细些，比如在一些欧美国家，关于高温环境下的工作条例，已经细化到了包括温度、湿度、温度放射等条件，例如是否直接接触发热物体，是否在高温封闭式空间工作，以及空气流通量、工作强度等因素都被纳入了考量。

韦快明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要学习怎么打官司，自从弟弟出事之后，从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到南宁市江南区法院，再到南宁市中院，他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维权。直到2020年5月，经南宁市两级法院审理，法院最终认定了韦世迎与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他拿到了27万余元的赔偿。

出院之后，韦世迎转入当地一家养老院，在那里疗养了 5 年多。直到现在，他依然无法与人沟通，生活也不能自理。韦快明说，这个病已经治不好了，为了还债，兄弟俩家底已被掏空。

每天，韦世迎的妻子早起会煮好一些饭菜，放在丈夫床前，接着出去做些给果树打药之类的零工。韦世迎15岁的大儿子已经辍学了，像父亲一样，他也去了工地打工，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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